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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用行为经济学解读美国的次贷危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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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人类行为和各种社会制度的运作已经在理性经济学模式里得到充分描述,他们认为人类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精于计算,能够在每一项决策中充分权衡成本和收益,以获取最佳的结果。

但是,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从2000年的网络泡沫破裂到2008年次贷危机和紧随其后的金融风暴,都在以触目惊心的现实告诉我们,心理作用与非理性行为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性经济学家(还有我们大家)所愿意承认的程度。

事情起源于质押贷款业务中一些不当的习惯做法,担保债务凭证(简称CDO,大多数是以房地产抵押做担保的股票)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反过来,担保债务凭证又加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造成恶性循环,使房地产进一步贬值。它还把金融服务业不同参与者的一些不当习惯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2008年3月,摩根大通银行以每股两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尔斯登公司,价格如此之低是因为贝尔斯登正在接受与担保债务凭证有关的业务造假调查。7月17日,那些把相当大的赌注压在担保债务凭证和其他以房地产抵押做担保的股票上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披露了几乎5 00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最终有26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因为与担保债务凭证交易有关的不当做法受到调查。

9月7日,美国政府把最大的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收归联邦政府管理以避免其破产,因为这两家公司一旦破产将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更可怕的后果。一周之后,9月14日,美林证券公司被美洲银行收购。第二天,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清偿危机,极可能使经济突然垮塌。又过了一天(9月16日),美联储给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提供借款以避免其破产。9月25日,华盛顿互助银行被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查封以后,被迫把旗下的分支银行卖给了摩根大通,又过一天,该银行的控股公司和剩余分支机构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条申请破产保护。

9月29日星期一,美国国会否决了小布什总统提出的紧急援助一揽子方案(正式名称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结果美国股市大跌778点。就在美国政府忙于制定另一方案以求下周通过批准的时候,正在与花旗集团以及富国银行(最终被美国银行收购)举行收购谈判的美联银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股市对此的反应是进一步暴跌,损失了22%的市值,成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华尔街最黑暗的一个星期。

这些银行制度健全,配备了精明非凡(非常理性的)的经济学家,奉行的都是传统模式,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如果理性经济学的方法不足以保护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用哪些模式呢?考虑到人类容易出错、心血来潮,以及各种非理性行为,我认为我们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关于新政策、新准则的建议,应该以人们实际上是怎样行动的为基础,而不是先假定他们完全理性,再以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为基础。

这一观点看起来非常激进,事实上,它却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观点。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在他的辉煌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前,就写出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但是更多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指出,情绪、感情以及道德伦理也是人类行为的不同侧面,经济学家对此不但不应该忽视(更不用说无视了),还应该把它们当成值得研究的课题。

大约200年前,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同样指出:“经济学家可能试图忽视心理学,但是他若想忽视人类的本质则是全然不可能的……如果经济学家从心理学家那里借用了有关人的概念,那么,即使他的著作独树一帜,从本质上也有可能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如果他不这样做,也避不开心理学。相反,他将不得不创建自己的心理学,而这种心理学将会是很糟糕的。”

经济学是怎样从欣然接受人类心理现象,转为完全不承认人类行为存在非理性的可能的呢?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与经济学家对于简单数学模式的痴迷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想给公司、企业和决策者提供简单的、有形的答案。两者都能成为他们有时忽视非理性因素的很好理由,但这样做却把我们引到了一条危险的路上。

我在想,行为经济学的目标是重新发扬亚当·斯密著作中有关人类行为和心理因素与经济利益关系的论述。总的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人员致力于对传统经济学做出修正,把实实在在的、司空见惯的、经常表现为非理性的各种行为都考虑在内。我们想把经济学从通俗心理学(它常常禁不住推理、内省测试,尤其重要的是,禁不起实验检验)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其向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包容性更广的研究回归。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经济学才会更好地提出合适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人们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为退休而储蓄、教育子女、安排医疗保险等。

噩梦醒来以后,我们共同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不同的世界。下面,我想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把我对一些问题所做的思考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是什么把我们带进了目前的经济泥潭之中?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应该怎样考虑未来,采取哪些必要的步骤,避免我们重蹈覆辙?我对下面有些问题的回答没有经过股票市场的实证实验,因为股票市场的性质决定了直接进行实验不太可行。因此,这次回答是我根据心理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实验得出的一般性结果,以及从我个人经验和专业角度做出的推导和引申,对此,你们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做出自己的判断。

人们的贷款往往超出自己的偿还能力

大量存在风险的抵押贷款是谁造成的?各派政客、经济学家、新闻评论人,以及广大公众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是贷款人不负责任,他们在贷款时根本不考虑贷款数额是否超出自己的偿还能力。还有人认为是贷款人盲目相信那些掠夺成性的放贷人,甚至把他们奉为专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同时,形成风险的根本原因是要求人们在某种财务状况下对贷款数额做出完全准确的预算,这本身就很困难。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房地产需求急剧上升时,发放贷款的银行想当然地认为,贷款的客户一定不想让银行把房产收回。为了进一步促使人们按时偿还贷款,抵押贷款合同还包括了各种有关罚金、费用的条款,以防止有人恶意毁约。乍一看上去,这一做法似乎毫无破绽:面对这一系列严厉的惩罚措施(失去房子、不良信用记录、收回抵押的各种费用、律师费,以及可能因欠债不还被债权人起诉等),银行可以放心地认为,人们一定会非常慎重,避免过度举债。

我们这样来想一下:我答应借钱给你,你借多少我给多少,但条件是如果你还不上,我就打断你的两条腿。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不会再三盘算,不敢多借,而且拼老命按时还钱吗?但是,看过黑手党电影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交易总会在某个环节上出问题。一切都设计得天衣无缝,到头来却发现,人算不如天算,设计的方案偏偏把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搞错了,因此功败垂成。拿打断两条腿的案例来说,它假定的前提是:你借钱时一定会盘算好借多少才不会冒被打断腿的风险。而在贷款的案例中,假定的核心是人们能够估算出他们最多能借多少,才不至于冒失去房子的风险。当然,房贷的计算更复杂一些,还要考虑到税金、通货膨胀、房价的变化等。

正如《金发女孩和三只小熊》故事里所说的那样,贷款的数量必须正好,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但是,人们真的能计算出他们“正好”该借的金额吗?

美国房地产市场升温的那一阶段(1998—2007年前后),我有幸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任职。我大部分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每周到银行去一次,我在那里的任务就是与员工中的经济学家举行座谈,设法把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意识灌输到他们的工作中。一天,我和当地的一位经济学家,我们姑且称他戴夫,讨论银行管理部门是否应该对质押贷款进行某些限制的问题,戴夫极力提倡取消贷款程序中的一切障碍。他认为购房者完全能够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决定最合适的贷款额度。

我和苏米几个月前刚搬进新家。我本人刚刚经历了贷款过程,因此看法和戴夫不一样。在进行购房预算时,我请教了我认识的一些专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财政、金融教授,还有几位投资银行经理,我问的问题似乎非常简单:就我们夫妻俩目前的财产收入状况来说,应该花多少钱买房?按30年分期还款来算,我们应该从银行贷多少钱?

我问的每个人给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们每个月还款的总额最多不能超过我们两个人共同收入的38%,这一金额加上利率方面的考虑,就可以推算出我们最多应该贷款的额度。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坚持请他们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专家们却说他们无法帮我推算出我的最佳消费和贷款金额。我又与戴夫谈及这件事,但是他马上劝我打消顾虑。他告诉我,即便人们不能确切地推算出最佳借贷金额,他们也都能算个八九不离十,有些零头上的差错无关紧要。

我对这种笼统的方法不太信服,于是决定自己着手进行一项小小的研究,搞清楚人们是怎样决定贷款数额的。房地产市场一片兴旺,找房子的人很多,要和这些人交流一下他们买房的经验,应该不是难事。我发现一般购房者(我与之讨论的所有人,戴夫除外)的确费了不少脑筋来考虑到底要贷多少款。他们的心思不是放在应该考虑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借多少),而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也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上:我们能借到多少钱?他们使用贷款计算器,找一两个热心的房地产代理人谈谈,算一算他们每个月的最大还款能力,一般是收入的38%。以此为基础,推算出银行最多可以贷给他们多少钱,再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他们要去寻找什么价位的房子。

上面所说的人们推算房贷的过程,给我们上了有关人类决策带有普遍意义的一堂课。当我们无法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给出正确答案时,我们经常会想起另一个相似问题的答案,并把这个答案应用到现在的问题上。这就将最多可以贷多少款的问题转变成了最多可以从银行贷出多少钱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

认真地想一下。如果你现在想马上买房子,你花多少钱合适?其中贷款应该占多少?如果你自己一时算不出来,但从银行的工作人员和贷款计算器那里知道最多可以用收入的38%来还贷,你肯定认为这个数目很明确地告诉了你应该贷多少钱,是不是?

我和戴夫那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他接到一个任务,写一篇论述“免本还息”抵押贷款优越性的文章。他对这一类贷款有极大的热情,并建议管理部门大力推广。“你看。”他向我解释说,“免本还息贷款比一般贷款更加灵活,这一点无可争辩。办理这种贷款的人与办理一般贷款的人不同,他们不用付贷款本金,这部分钱他们随便怎么花都行。他们可以用来付信用卡账单或者学费、医疗费。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随时偿还贷款的本金。”

我点了点头,等待他说下去。“继续。”我说。

“所以最起码,免本还息贷款与一般贷款相比一点儿都不差。但它给了人们更大的灵活性,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决定把钱花在哪里。就灵活性本身而言,你每多贷出一美元就是帮助人们多得到一美元的自由,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怎样做最合适。”

我说,假定人们做出的决定完全合理的话,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就会很有道理。接着,我和他谈及我那个小小研究的结果,那个结果令人不快。“如果人们能借到多少就只借多少,”我解释说,“免本还息贷款不会增加贷款人的资金灵活性,它只能增加人们贷款的数量。”

戴夫不服,于是我试图给他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们拿你表妹举例,她叫什么来着?”

“迪迪。”他回答道。

“假如按一般贷款来算,迪迪每个月的最大还贷能力是3 000美元,她的借款金额不能超出这个限度。现在,你说她可以选择免本还息贷款。她会怎么办?当然,她会按一般贷款条件所能负担得起的金额买一幢房子,每个月可以少还很多钱——余下的钱用来还学生贷款。如果迪迪和其他人一样,把最大还款能力作为起点,去计算她能申请到多少贷款,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并凭借每个月3 000美元的还贷能力买了一幢更大、更豪华的房子,那么她得到的就不是灵活性,这么做反而更容易把她自己套在房地产市场上。”

我认为我的观点戴夫没有听进去多少。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有机会看到有关“免本还息”贷款的一些数据,看起来它并没有带来资金周转的灵活性,相反,它带来的是贷款额的增加,还贷期的拉长,把贷款人进一步推到了房地产市场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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