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追寻“康提基号”的船迹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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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的棕榈树下，礁湖沉静，但这天堂般的平和并非永恒。我们才刚安全上岸，暴风雨就从蓝色地平线席卷而来，与在汪洋大海中遭遇到的情形一般无二，猛烈且咄咄逼人。

在浩瀚的太平洋海浪中，“康提基号”航行过后留下的痕迹，几乎船过水无痕了，就跟一千年前的那些水手一样，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诚如一位新闻记者所写的，我们已经在学术界的青蛙池里投下无数石粒，激起了一层层涟漪，产生的影响与扰动波及的范围，已远超过我本人研究的生物领域，囊括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植物学。这趟航行很具挑衅意味，是对教条式独断之说的一种挑战，旨在唤醒一小群民族学者，若想寻找波利尼西亚的根源，就得正视太平洋两边都有陆地的这个事实。他们往往只看亚洲，仿佛美洲伟大的原始文明在哥伦布发现它们之前，根本不存在。整个美洲沿海，北自白令海峡，南至火地岛，对研究波利尼西亚这一民族的人，对不论老师还是学生而言，一直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禁忌。“康提基号”的这次远航，打破了这个禁忌。

科学的世界里，除了禁忌，还要守规矩和讲礼数。例如我本人学到的：学界权威有发表观点的资格，学生后辈只有援用的资格；永远尊重各科学之间的界限；绝不要在同侪间标新立异，也不要跨越藩篱，干预其他科学领域；只使用你的领域中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词汇，以便跟同侪受到同等的推崇，获得与其他领域学者同等的优越感，当一个在科学上能言善道的名人（wizard）<a id="jzyy_0_85" href="#jz_0_85">(1)</a>，以无意义的名词蒙骗大众！我已经打破了所有的这些规矩，而且科学家是不会亲自坐上木筏的。

从表面上看，我进入学术战场所凭借的武器非常单薄。虽然我坐上轻木木筏从秘鲁出发，但之前我甚至没有见过轻木，也没拉过船帆。然而，轻木却乖乖地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队员按计划送到了波利尼西亚。我们只是单纯地相信古秘鲁人，他们建造轻木木筏已有数百年，而现代文明却连一艘都没试过。现在我们的航行清楚地说明，史前秘鲁聪明的文盲对原始航行远比今天博学的科学家懂得多。结果，当我们的轻木木筏将对原始秘鲁的研究范围扩大至太平洋群岛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欢喜：新闻界一宣布我们的登陆令纸上谈兵的科学家受到重挫，一些觉得受到冒犯的学者就立刻展开还击，以此自保，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主张什么。一些广为流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木筏的船长认为秘鲁的高山印第安人出去捕鱼，最后留在了波利尼西亚落地生根。

第一场反击是来自世界顶级的波利尼西亚人类学权威彼得·巴克爵士。新西兰一家报纸头条报道说，这位爵士嘲笑“康提基号”的航行，他问，秘鲁的渔夫如何能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秘鲁印第安人又不会带女人上木筏。

我反驳道：你也许了解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学，却不了解秘鲁的历史。欧洲人见到的第一批秘鲁人，是二十对印加男女，他们在浩瀚大海中航行，木筏上载着三十吨货物，正打算前往巴拿马，后来被西班牙冒险家皮泽洛的舵手抢夺了木筏，俘虏了女人，并在征服秘鲁之前，将她们训练为翻译。

战场接着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区域，包括美国的人类学家，以及他们在东欧与西欧的同僚，我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了这趟发现之旅，我早就在这群压倒性的学术巨人大军面前投降了，他们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巨擘。然而，在自己领域中越是伟大的专家，对他们专业之外的世界就知道得越少。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极了小小的大卫，面对一整队人类学界的歌利亚<a id="jzyy_0_86" href="#jz_0_86">(2)</a>，只不过我的投石是甘薯、椰子，以及其他来自生物遗传学的铁证。相当令人惊讶的是，地理学竟然是人类学家在讨论太平洋人类迁徙时的另一条软肋！在讨论沿什么路线横渡太平洋时，他们谈到了赤道这条“直线”，又谈到夏威夷北部的“曲线”，仿佛我们的地球是平的。他们罔顾了一个事实：地球表面有一半都是太平洋，所以从东南亚到南美洲，不管是沿赤道走或穿过北极，距离都一样，而且走的都是曲线。乌鸦也好，现代飞机也好，从印度尼西亚穿越太平洋到阿拉斯加及美洲西北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短的一条航线，就是日本洋流<a id="jzyy_0_87" href="#jz_0_87">(3)</a>流经的路线。地理学后来成为讨论中跨不过去的一道槛，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从太平洋西岸，抵达太平洋东岸的呢？

这个简单的“盲点”给了我勇气，使我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提早发现权威也有弱点。人类学家根本没有料到基础地理会成为辩论的基本议题。在大学时，为参与动物迁徙的野外考察做准备，我选了地理学作为第二主修课程。

关于波利尼西亚迁移路线的讨论，已经困扰科学家一百年了。他们在纸上静态的海洋上，画了不知多少由左指向右，拐着各种弯的长箭头。在任何一个地理学家眼里，都无异于一群成年人铺开地图玩了一场锡兵打仗的游戏。只是他们的地图从印度尼西亚延伸到复活节岛后，就不再继续了。美洲并未被发现，而赤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地球这个行星要么正反面都是扁平的，要么就像月球一样，有一面全是阴影，而太平洋就在那一面。

我从早期对权威专家的尊敬，逐渐缩小到对他们科学专长上的尊敬。他们为自己研究的领域画了个圈，走出这个圈子，他们对一般门外汉熟悉的基本事实，可能也一无所知。我明白对他们而言，我就是个无名小卒，一位年轻探险家，突然闯进了只属于他们的波利尼西亚相关研究的圈子，根本是一位不速之客。

进入这场战争，我并不是毫无准备。他们不知道我以前去过波利尼西亚。一九四七年，我们和波利尼西亚人一起登上土木土群岛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不速之客。离开十年后，再度回到波利尼西亚人群中时，我觉得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我甚至可以用他们的语言与接待我们的人打招呼。一九三八年，我从塔希提岛前往马贵斯群岛的途中，就曾去过那里。那时我刚进入奥斯陆大学动物系，搭客轮来到塔希提岛，准备研究到达这个孤立海洋之岛的各种物种的来源和迁徙路线。我发现它们有些是人类带过来的，有些则是被风和洋流带来的。

对任何生物学家而言，植物、动物和人跨洋迁移到波利尼西亚的路线都是个错综复杂的课题，是不能孤立地讨论的。当然也不能与盛行风、洋流以及在地图上完全被扭曲的地理大圆环（great-circle）<a id="jzyy_0_88" href="#jz_0_88">(4)</a>的距离分开讨论。奥斯陆大学赞助我前往马贵斯群岛进行第一次野外考察时，我就已经充分了解这一点了。虽然我的指导教授主要是对当地陆生贝类的来源和迁徙路线感兴趣，但当时我更着迷于早期人类的生活与动向。

身体人类学和遗传学是我们动物系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了解人类进化过程中，全身上下包括头颅的每一根骨头、每一个细胞的特点。头盖骨的表征、血型，以及遗传学上的孟德尔定律<a id="jzyy_0_89" href="#jz_0_89">(5)</a>，将人和其他物种紧密相连，然而大部分人类学家却不准备承认这一点。

在大学期间，我有私人门路可以进入奥斯陆的克罗皮林波利尼西亚图书馆，那里收集了所有关于波利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的图书。随后几年，我进入波利尼西亚人的世界，在他们的环境里生活，让我更加确信，关于这些岛民起源的研究还远未得出定论。我回到欧洲和北美洲后，决定踏上生物阶梯的最后一阶，从研究动物转移到研究人类，而且打算把太平洋两岸都纳入波利尼西亚的研究范畴。不过，当我离开波利尼西亚时，并没有料到十年后会再回来，而且我乘的会是木筏。

第一次由波利尼西亚回来时，我就已经确定了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包括来自南美洲的早期移民，但是当时我也确信，现在也依然相信，另有一拨东南亚的移民抵达了波利尼西亚，并与当地早期的居民混血。所以，我到南美洲建造轻木木筏的八年前，曾前往太平洋的最北边，寻找原始航海家由亚洲航至东太平洋的可行方法。波利尼西亚人的迁移之谜，一直是地理学上的拼图游戏。

当时已经有大量关于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学文献，我也在克罗皮林波利尼西亚图书馆里阅读了很多这类书籍。在我第一次前往波利尼西亚进行野外考察之前，令我更为惊讶的是，我发现没有任何民族学家对波利尼西亚人的来源持相同的理论。只有语言学家发现有力的迹象，马来语和波利尼西亚语的某些单词同源。但是这样的关系与他们之前所接触过的有关马来区的资料并不一致，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两批民族的祖先一定早在任何一方离开东南亚陆地之前，就彼此分开了。身体人类学家则否认波利尼西亚人和马来人之间有任何身体上的关联，这是他们将两者的每一项人类学特征加以对比后得出的结论。人类学家并未在马来人的区域发现波利尼西亚人祖先的痕迹，只在菲律宾发现了一些追溯到极早年代的尖锐石斧。波利尼西亚尚未经过后来那群专业考古学家的发掘，所以波利尼西亚人迁移的年代都还以系谱学家的估计为主。十九世纪时，他们收集到了所有在波利尼西亚地区口口相传或利用结绳记事而保留下来的皇室系谱。根据计算，他们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二十六到二十八个世代，之后系谱便中断了，整个波利尼西亚岛区都出现了一条新的皇家系谱。

在各家理论相互冲突的一片混乱中，美洲却因此被忽略。语言学家找出的波利尼西亚与东南亚的根源相关联，缺乏其他领域科学家的证实，而且当时所有较进步的理论都宣称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至少由两拨移民所混合，其中最后一拨在还没来得及做任何适时适地的变化之前，就迅速将语言和文化由夏威夷传到新西兰和复活节岛了。这样的说法使得这个议题更加混乱。语言学家在十九世纪前所提出的二十六到二十八世代，正好将我们带回到公元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也就是铁器时代后期、欧洲的维京人时期，以及欧洲人拜访东亚大帝王的开始时间。于是，将我带往美洲西北岸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萌芽。

群居在东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到达当地时，还是纯粹的石器时代人类，他们曾以木棍和石棍开天辟地，征服了太平洋美洲地区的所有岛屿，如今划着独木舟来到了这里。当时南亚、中国和日本等地的沿海居民都已经具有高度文明了。当航海人从苏门答腊到中国进行铜壶和丝绸交易时，这些波利尼西亚人甚至对陶器和纺织还很陌生。显然，这些波利尼西亚的新居民，一定是在非常早的时代，早到连马来和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水手还不知道金属、陶器和织布机时，就舍弃了他们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家园。

前往波利尼西亚的旅者，若想如波利尼西亚人那样，不接触陶器和织布机，也完全避开太平洋上的任何陆地或岛屿，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在公元一〇〇〇年的起始，波利尼西亚人正将他们早期石器时代的文化传播到整个东太平洋时，太平洋沿岸的每一个部落和民族，都已经学会了制陶和纺织，而且这些技术已经流传了数百年。其中只有两个明显的例外：一个是在美洲大陆极南端的火地岛，那里住了一个非常原始的部落；另一个却是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沿海地区、具有高度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印第安人，这着实令人惊讶。从库克船长时期以来，早期的探险家和现代的科学家就经常指出波利尼西亚的人文，和他们居住在北太平洋沿海群岛上的这个邻居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浮木就是从这里往下流向夏威夷，并被古夏威夷人拿来建造他们最大的独木舟的。

一如波利尼西亚人，在欧洲人到达之前，西北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仍然对陶器一无所知，所以一直像波利尼西亚人般，在土制炉子上烘焙食物。他们也未见识过织布机，和波利尼西亚人一样，他们利用锤击某种树木的内皮来制造布料。由于西北沿海印第安人都是伟大的航海人，体型也与波利尼西亚人类似，所以有几位人类学家认为，也许波利尼西亚的独木舟航行者到过美洲西北沿海。的确，正如第一批到达这两个区域的欧洲客所指出的，两者间最重要的相似点，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所建的独木舟，与波利尼西亚人用于航海的独木舟属于同一类：都有极高的船头、船尾镶嵌着鲍鱼贝壳、内部空间很大，足以容纳一百支蹲式划桨。遇到大浪时，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也和波利尼西亚人一样，会将两条船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艘双独木舟，以维持更好的稳定性。

在谈论起源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只考虑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因为在他们看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起源并不存在疑问。一般认为他们是从石器时代的亚洲来到美洲的最后一批移民，可以轻易搭独木舟从亚洲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随着日本洋流从菲律宾海带来的温暖海水而来。

对我而言，抵达太平洋海域中的另一个岛屿地区——例如，马贵斯群岛时，整个太平洋的领域又扩大了，那些地方环绕着相同的太平洋海水，然而这对波利尼西亚专家却毫无意义。就在这些地方，我发现另一批海岛人，因为大海的阻隔，他们与其他波利尼西亚岛民互不相属，然而，海水其实是使所有海岛人民紧密结合的媒介。研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学者，似乎比研究波利尼西亚的学者更了解将这个区域和大洋洲<a id="jzyy_0_90" href="#jz_0_90">(6)</a>原始人类相联系的明显相同点。知名的加拿大人类学家巴尔鲍最近在一次太平洋科学大会上表示，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跟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不一样，他们不是从西伯利亚徒步横渡白令海峡而来，而是划着独木舟来的，也许正是随着日本洋流由菲律宾群岛直接划向海外。其他理论还包括：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亚民族，以及波利尼西亚人这个三角习题中，西北沿海岛上的部族和波利尼西亚部族之间，甚至远至新西兰的毛利族，有着明显的相同点。

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a id="jzyy_0_91" href="#jz_0_91">(7)</a>两地的学者口中，我听到了关于英属哥伦比亚当地原住民生活上所有科学方面的信息。之后，在贝拉库拉部族和他们的邻居夸扣特尔族中，我看到了早期从印度尼西亚迁徙出的移民，和后来迁入波利尼西亚的移民之间的联系。这个三角形的尖端位于太平洋半球的纬度，与来自菲律宾海的洋流转向东太平洋岛屿之前的纬度相同。

石器时代早期，菲律宾群岛的人们使用过波利尼西亚式石斧，这种尖锐石制刀刃有着独特的“L”形弯把。我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就是在欧洲人来到前，这里和波利尼西亚一样，没有人具有制陶和纺织的技术。最后他们也以相同的方式，克服了自己在这些几乎已遍及全球的文化艺术领域的显著缺失。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是在石头砌成的土炉上烹煮食物，或是利用防水的“煮器”，将烧热的石头放进水里来烧水；在织布机方面，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利用树皮制造衣料，跟波利尼西亚地区的人们一模一样；此外，两个地区的女人都会从树上剥下树皮的内层，将其泡在水里，然后用有凹槽的木槌敲打纤维浆质。

然而，在我的研究中，这些彼此相隔万里的民族之间，有其他几项文化互相重叠：海产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他们使用非常特殊的鱼钩，沿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到远洋捕鱼；而在太平洋区域，使用线和钩来钓鱼的方法只局限于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整个北美和南美沿海、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a id="jzyy_0_92" href="#jz_0_92">(8)</a>沿海。在这方面，他们刚好与东南亚人相反：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渔夫都不曾使用任何种类的鱼钩。学者一再地指出，波利尼西亚合成的木制鲁维图鱼钩，简直就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特殊比目鱼鱼钩复制品，而毛利波利尼西亚人的鱼钩则是将骨尖绑在有凹槽、雪茄烟形状的石柄上，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史前贝冢里通用的石制鱼钩柄一模一样。

对西北沿海印第安人而言，弓与箭并不是战斗的武器，虽然这两样东西对他们北美的内地邻居很重要。剑与铁矛被引进东南亚沿海地区好几个世纪之后，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他们波利尼西亚的邻居，仍然是手持石棒、鲸鱼骨和木头，一对一打斗。这些棍棒的形状非常特别，但是在上述两个区域却有明显的相似处，甚至有好几位学者认定是毛利波利尼西亚的航行者将这一类的外形带入北美洲的。就在我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前，阿根廷的民族学家殷伯隆尼在《波利尼西亚社会期刊》（<i>The Journal of Polynesian Society</i>）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认为，新西兰的毛利人将两种他们作战用的缘岩制棍棒形饰物引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地区：第一种是在鲸鱼骨尾端的部分刻上钩形鸟喙的鸟头；第二种名为“帕土”，是使用有优雅细长曲线的磨光硬石，然后还在手柄狭长的部分巧妙地钻了一个孔，作为穿绑皮绳之用。他排除了这些密切联系背后任何可能的巧合，因为他说：“只要记得波利尼西亚和美洲西北沿海的石斧、石杵、鱼钩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整体性的移植。”

他关于毛利航行者教会了西北沿海印第安人使用小棍棒作战的理论，并没有说服其他学者，后来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研究这些棍棒的形式时，知道了原因：这些东西在西北海岸群岛分布得很广了，就算是在早期考古学的遗迹中也都很普遍。

同样地，殷伯隆尼的石杵理论也很容易驳倒。根据他和其他学者的观察，所有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和波利尼西亚部族，他们磨光的钟形石杵特征非常相似，甚至连优雅的把柄部分也呈现出同样的形状：经常是阳具的形状，但有时也有“T”形或马镫形。多位学者分别指出，某些被认为是典型的波利尼西亚的文化特征，实际只不过是美洲西北海岸岛民文化特征的副本——在很多西北海岸的部族及新西兰的毛利人之中尤其明显。这一点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解释：毛利人将祖先的传统维持得比波利尼西亚的部族好多了。当他们在新西兰安顿下来后不久，就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跟其他岛屿往来，因而对后来从斐济渐渐传来的美拉尼西亚文化浑然不觉，例如：用装有舷外铁的独木舟取代双独木舟，以及饲养猪和鸡等，这些文化随后都远播至其他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早期的旅行者和现代的民族学家经常指出：毛利人所建的要塞“琶”（Pa），以及他们典型的人字板房舍，入口两旁都竖立着刻着祖先人像的柱子，这让人想起典型的西北海岸建筑风格。另外，将鲍鱼贝镶嵌在高高的船头上，并将船尾缝成双独木舟的方式，以及用芦苇制成的奇特遮雨斗篷，还有用狗皮和树皮内层编织而成的日常服装，都显示出毛利人与西北美洲沿海部族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除了上面所提出的这些相似点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在波利尼西亚也相当普遍：譬如，夸富宴<a id="jzyy_0_93" href="#jz_0_93">(9)</a>里财富的分赠、使用树皮毯子作为富有的象征、刺青和食人庆典，等等。此外，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他们同样拥有一位相当重要的旅行始祖，名叫坎恩的人中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