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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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es don't count, the whispers do.

Blue Öyster Cult，‘The Vigil’

谎言不重要，耳语才算数。

——蓝牡蛎崇拜乐队，《守夜》

当天晚上，斯特莱克独自坐在阁楼公寓的餐桌边。椅子很不舒服，他膝盖的断面因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而隐隐作痛。他一直在监视疯爸爸——疯爸爸请了假，去跟踪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小儿子。那家伙自己就是老板，不然他一定会因为频繁请假被开除。没人负责记录银发的动向。斯特莱克听罗宾说她母亲当晚就会抵达伦敦，当场放了她三天假。他坚持要她回家休息，驳回她所有的反对意见，亲自送她上地铁，要求她一到家就发短信报平安。

斯特莱克打了个哈欠，累得不想起身挪到床上。杀手的第二份礼物让他心烦意乱，尽管他没对罗宾显露分毫。最初送来的人腿已经足够吓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里还是存了一丝侥幸，希望凶手写下罗宾的名字只是出于恶毒的玩笑心理。但这次的脚趾仍然是寄给她的，只是顺便对斯特莱克使了个眼色（“She’s As Beautiful As a Foot，她美如脚”）。不管对方是谁，他一定已经把罗宾列为目标。就连卡片上那幅画的名字也是精挑细选过的，仿佛不祥的预言：孤独一人的长腿金发女郎：《我在想你》。

斯特莱克一动不动地坐着，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赶走了疲惫和睡意。他想起罗宾惨白的脸，明白她也认清了事实：疯子寄腿给她并非一时冲动。尽管如此，她仍然激烈反对休假，指出现在仅有的两项任务时间往往冲突。斯特莱克不可能自己兼顾两边，每天都必须在银发和疯爸爸之间做出选择。但斯特莱克态度坚决：她母亲回了约克郡，她才能回来上班。

仇视他们的凶手已经成功将他的客户数量缩减到两人。警察刚刚结束对办公室的第二次搜索。沃德尔承诺不对外透露卡片和脚趾的事，但斯特莱克还是担心媒体会得到风声。他认为杀手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媒体和警察针对自己，所以惊动媒体只会让凶手得利。沃德尔对此表示赞同。

手机铃声响彻狭小的厨房。斯特莱克瞥了手表一眼：晚上十点二十。他抓起手机，瞄到沃德尔的名字，将手机按到耳边，心思还在罗宾身上。

“好消息，”沃德尔告诉他，“呃，算是好消息吧。他没杀别人，那是凯尔西的脚趾。另一条腿上的。不浪费则不匮乏，嗯？”

斯特莱克没心情开玩笑，简单回了两句。沃德尔挂了电话，斯特莱克坐在餐桌边，陷入沉思。车辆的灯光在楼下查令十字街上来来去去。他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还要去芬奇利见凯尔西的姐姐，这才开始进行繁重的卸除假肢工作。

母亲从前总是居无定所，所以斯特莱克十分了解伦敦。但他总有没去过的地方，芬奇利就是其一。他只知道这个地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区。那个时候，莱达带着他和露西在无人居住的破旧公寓间流浪，去的都是白教堂和布里克斯顿那样的地方。芬奇利离市中心太远，无法满足他们依赖于公共交通和外卖的日常生活，物价也太昂贵，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莱达经常连投币电表所需的硬币都找不出来。妹妹露西曾经向往地形容那儿是“正经人家”住的地方。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工程统计员，生了三个无可挑剔的儿子，她童年时对整洁、秩序和安全的渴望全部得到满足。

斯特莱克坐地铁到了西芬奇利站，忍受着膝盖的不适，走了很久，终于到了夏日街。他没打车，因为他的经济情况很不乐观。天气暖和，他出了汗。他走过一排又一排静谧的独立别墅，在心里咒骂这里绿意盎然的安静气氛，没有标志性建筑。他从车站走了半小时，终于找到凯尔西·普拉特的房子。它比周围的许多房屋都小，墙壁刷成白色，门口有扇铁门。

他按了门铃，房子里立刻有了动静。房门是毛玻璃的，和他办公室的门一样。

“应该是侦探来了，亲爱的。”说话的人带着北部口音。

“你去开啊！”女人高亢的声音回答。

一大片红色出现在玻璃门后面。门开了，露出客厅一角。来应门的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光着脚，裹着一条紫色浴袍。他已经谢顶，脸上留着茂密的灰白色胡子，配上紫色浴袍，几乎像个圣诞老人，只是脸上的表情并不快乐。他用浴袍袖子使劲抹着脸，眼镜下的双眼肿成两条缝，就像被蜜蜂叮了。他红润的脸颊上满是泪水。

“抱歉。”他粗声说，挪了两步，让斯特莱克进去，“我值夜班。”他如此解释身上的穿着。

斯特莱克侧身钻进去。男人身上有一股欧仕派香水和樟脑的气味。两个中年女人在楼梯脚下紧紧拥抱，一个金发，一个黑发，都在低声啜泣。在斯特莱克的注视下，两人擦着眼泪分开了。

“抱歉，”黑发女人说，“谢尔是我们的邻居。她去马盖鲁夫度假了，刚听——听说凯尔西的事。”

“抱歉，”双眼通红的谢尔说，“我不打扰你了，哈兹尔。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什么事都行，雷——什么事都行。”

谢尔从斯特莱克身边挤过去，对他说了句“抱歉”，和雷拥抱在一起。两人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两具庞大的身躯互相挤着，肚子对着肚子，胳膊揽着脖子。雷又哭起来，把脸埋在她宽阔的肩上。

“进来吧。”哈兹尔哽咽地说，揉着眼睛，带头进了客厅。她长得很像勃鲁盖尔画里的农民，脸颊饱满，下巴凸出，鼻梁粗大。她的眼睛哭得红肿，眉毛粗厚得仿佛两条灯蛾。“这一周都是这样。大家都听说了，到我们家来……抱歉。”她深吸一口气。

斯特莱克进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已经对他说了五六次抱歉。在其他文化里，人们也许会因表现悲痛不够而觉得羞耻，但在静谧的芬奇利，人们则因被外人目睹悲恸而觉得羞耻。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哈兹尔低声说，抹去眼泪，挥手让斯特莱克坐到沙发上，“她又不是出了车祸，或者病死的。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毕竟她是——”她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没能说出来，发出响亮的吸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