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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电影。虽然比不上看书，但一部好电影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功能。它鼓励你换个角度看待事物。可没有一部电影能说服我换个角度看待人数更多和装备更齐全的优势。在一个人对几个人的战斗中，如果双方都准备充分、全副武装，那个独自战斗的人会死。在只有一方拥有自动武器的战斗中，谁拥有自动武器谁就将获胜。这是从艰苦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我不会假装这不是真的，不然我就不用去见费舍曼了。这话没错。所以我要去见他。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费舍曼和丹尼尔·霍夫曼共享奥斯陆的海洛因市场。市场不大，但因为海洛因是主打产品，价格很高，顾客又付得起钱，所以利润无比丰厚。这一切都始于俄罗斯路线——或者叫北方通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霍夫曼和俄罗斯人建立这条路线时，大多数海洛因来自金三角，途经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即所谓的巴尔干路线。派因曾告诉我，他为霍夫曼当过皮条客，还说由于百分之九十的妓女都吸食海洛因，所以对大多数妓女来说，用毒品当报酬和挪威克朗一样好。所以霍夫曼想到，如果他能弄到廉价的海洛因，就能提高从她们的性服务中抽取的佣金。

获得廉价毒品的想法并非来自南方，而是来自北方——挪威和苏联共有的北极洲小岛斯瓦尔巴，两国各自在本国那一侧经营煤矿。那里的生活艰苦而单调，霍夫曼曾听过挪威矿工讲述俄罗斯人如何用伏特加、海洛因和俄罗斯轮盘赌来淹没他们的悲伤。于是，霍夫曼去见了俄罗斯人，然后带着一份协议回了家。未加工的鸦片被从阿富汗运到苏联，在那里提炼成海洛因，然后向北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鉴于共产党人如此严密地守卫着与北约国家挪威的边境——挪威这边也一样，本来是不可能把海洛因运到挪威的。但在斯瓦尔巴，边境的守卫只有北极熊和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霍夫曼在挪威方面的联系人通过每天的国内航班把货运到特罗姆瑟，在那里，他们从来不会对单个行李箱做过多的检查，尽管所有人都知道矿工们正把一升又一升的廉价免税烈酒运进来。就连当局都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奖励。显然也是他们充满后事之明地声称，那么多的海洛因能悄无声息地通过飞机、铁路和公路运到奥斯陆，这一想法太过天真。肯定还有一些信封最终到了政府官员手上。

但据霍夫曼说，他一克朗都没付。根本没有必要。警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一辆被遗弃的雪地摩托车在挪威一侧的朗伊尔城外被人发现。

北极熊留下的人类遗骸原来是俄罗斯人的，油箱里盛着用塑料袋装的四公斤纯海洛因。

当警察和官员像愤怒的蜜蜂一样蜂拥在该地区时，行动被搁置。奥斯陆爆发了海洛因恐慌。但是贪婪就像融雪水：当一个通道被阻塞时，它就会找到一个新的通道。费舍曼——他有很多身份，但首先是个商人——这样说：未得到满足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他是一个快乐的、留着海象胡子的胖子，会让你想起圣诞老人，直到他觉得需要用斯坦利刀砍你为止。他花了几年时间走私俄罗斯的伏特加酒，这些酒被苏联渔船运出，转移到巴伦支海的挪威渔船上，然后卸在一个废弃的渔场，这个渔场不仅由费舍曼经营，也为他所有。全是他的。

在那里，成瓶的酒被装进鱼篓，然后用鱼车拉到首都。车里也有鱼。在奥斯陆，这些酒被存放在费舍曼店铺的地窖里，这店铺不是个幌子，而是费舍曼家族经营了三代的鱼铺，鱼铺从未赚过大钱，但也没有破产。

当俄罗斯人让他想象一下把伏特加换成海洛因时，费舍曼做了一些计算，看了一下法律处罚条例，考虑了一下被抓的风险，然后就干了。所以，当丹尼尔·霍夫曼重启斯瓦尔巴贸易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竞争对手。而他一点也不喜欢竞争。

我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那时——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有过一段不太成功的犯罪生涯。我抢劫过银行，做过派因的助理皮条客，并被霍夫曼解雇了，当时我一直在找一些称得上有用的事情做。这时霍夫曼又联系了我，因为他从可靠的消息源处得知，我摆平了一个走私犯，他在哈尔登港口被人发现，头部只有部分完好无损。霍夫曼宣称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买凶杀人。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名声可用，便没有否认。

我第一份工作的对象是一个来自卑尔根的人。他曾是霍夫曼的经销商，偷了一些货，却否认自己偷过，并转而为费舍曼工作。他很容易追踪：来自西部的人比挪威其他地方的人说话声音大，而且他那卑尔根人特有的小舌音能穿透空气。当时他正在中央车站交易。我让他看到了我的枪，这让那小舌音戛然而止。他们说第二次杀人会更容易，我猜这话没错。我把那家伙带到集装箱码头，朝他头部开了两枪，让它看起来像是哈尔登案的手法。由于警方已经有了哈尔登案的嫌疑犯，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后来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霍夫曼确认了我是一号杀手的想法，并给了我另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年轻的家伙，他打电话给霍夫曼，说宁愿为他工作，也不愿为费舍曼工作。他希望能在某个秘密的地方见面，讨论一下细节，以免费舍曼知道。他说他再也受不了那个鱼贩子的臭味了。他应该在编故事方面再努力一点。霍夫曼找到我，说他认为是费舍曼叫那个家伙来杀他的。

第二天晚上，我在圣汉萨根公园的最高处等他。那里的视野很不错。人们说那里曾被用来祭祀，说有鬼魂出没。母亲告诉我印刷工人过去常在那里煮墨水。我只知道这里曾是焚烧城市垃圾的地方。天气预报说那天晚上气温将降至零下十二摄氏度，所以我知道到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九点钟，一个男人沿着通往塔顶的长长的小路走上来。尽管天气寒冷，他到塔顶时却是满头大汗。

“你来早了。”我说。

“你是谁？”他用围巾擦着眉头问道，“霍夫曼在哪儿？”

我们同时伸手去拿枪，但我动作更快。我射中了他的胸部和手肘上部。他丢掉手里的枪，向后倒去。他躺在雪里，朝我眨着眼睛。

我把枪抵在他胸口。“他付了你多少钱？”

“两……两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