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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窗户下面。

一楼。

薄玻璃。

也许我的达尔文式造物主并没有抛弃我，因为当我转身向窗户跑去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活命。

我不能保证接下来的细节都完全正确，但我想我把箱子——或者手枪——举在身前，打碎并穿过了玻璃，仿佛那是一个肥皂泡，然后我就从空中掉落。我的左肩撞到了垃圾车的车顶，翻了个身，感觉到被太阳晒暖的金属贴在我的肚子上，然后我从车的一侧滑下去，直到我的赤脚撞到地面，落到柏油路上。

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了，两个穿着棕色工作服的人站在那里僵住了，只是呆呆地看。我拉起睡裤——那条裤子已经滑了下来，抓起箱子和手枪。我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约翰尼站在一扇碎玻璃窗后面，低头看着我。

我朝他点点头。

他对我微微一笑，把留着长指甲的食指举到额头。事后看来，这个动作像是在敬礼：这一轮我赢了。但我们会再见面的。

然后，我转过身，在晨曦中沿着街道跑去。

马蒂斯是对的。

这片风景，这份宁静，确实对我有点影响。

我在奥斯陆独自生活了几年，但在这里仅仅三天之后我便觉得难以忍受，这种与世隔绝是一种压力，一种无声的啜泣，一种水和私酿酒都无法满足的干渴。所以，我凝视着空旷的高原，上方是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了驯鹿的踪影，我看了看时间。

婚礼。我以前从未参加过婚礼。这对一个三十五岁的家伙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朋友？或者只是交错了朋友，那种没有人想结交，更不用说想嫁的朋友？

所以，是的，我看了看水桶里的倒影，拍了拍西服外套上的灰尘，把手枪塞到后腰的腰包里，朝考松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