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4/5页)

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耽搁了一阵，这次是佩德罗·维卡里奥以为他哥哥在有意浪费时间。他们喝咖啡时，正值妙龄的普鲁登西亚·科特斯走进厨房，她手里攥着一卷旧报纸，准备将炉子烧旺些。“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告诉我，“我不仅同意，而且如果他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履行责任，我就不会嫁给他。”走出厨房之前，巴勃罗·维卡里奥从她手里抽出两沓报纸，递给弟弟一沓，两人把刀裹起来。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站在厨房里一直看着他们走出院门，此后她又等了三年，一刻也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勃罗·维卡里奥出狱，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多保重。”她对他们说。

所以，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兄弟两人迈进店门时不如之前坚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给他们来了一瓶烈性朗姆酒，盼着能让他们醉死过去。“那一天我才发现，”她对我说，“我们女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孤独！”佩德罗·维卡里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换了新刀片的安全剃刀，可他却用屠刀刮了胡子。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那简直是粗野透顶。“就像电影里的杀手。”她对我说。后来，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我，这事是真的，他在军营里学会了用剃头刀刮脸，之后就再也没能改变。他哥哥刮脸的方式远比他斯文，用了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安全剃刀。之后两个人慢慢安静地喝着那瓶烈酒，睡眼惺忪地望着街对面那栋房子昏暗的窗口。与此同时，许多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牛奶，询问店里没有的吃食，实际上是想看看，兄弟俩是否真的在等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要杀了他。

维卡里奥兄弟不会看到那扇窗子透出光来。圣地亚哥·纳萨尔四点二十分回到家里，不必打开任何一盏灯就可以走进卧室，因为楼梯的壁灯整宿亮着。他一头躺倒在黑暗中的床上，没有脱衣服，他只能睡一个小时。维多利亚·古斯曼上楼叫他起床去迎接主教时，发现他就这么睡着。我们一起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儿待到三点多，她亲自把乐手们打发走，熄灭院子里舞场上的灯，吩咐那些寻欢作乐的黑白混血姑娘们独自回房休息。她们已经不停歇地工作了三天三夜，先是偷偷地招待婚礼嘉宾，之后又敞开门款待我们这些狂欢之余尚未尽兴的人。至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我们常说她这辈子只睡一次觉，那就是永世长眠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绰约最温存的女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她的床上技艺，不过她也是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一栋四门大开的房子，有几间供人租住的屋子，一个当作舞场的宽敞庭院，庭院里悬挂着从帕拉马里博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大灯笼。是她夺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荡的床更让人悲伤。圣地亚哥·纳萨尔第一眼见到她就丢了魂儿。我告诫他：“雄鹰追逐苍鹭，危机四伏。”可他听不进去，仍被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迷人的召唤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燃起他狂乱的激情，成了他十五岁那年为之哭泣的主角，直到易卜拉欣·纳萨尔一顿鞭子把他从床上抽起来，关进圣颜牧场一年多。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仍有一种严肃的情感，却已不再是混乱痴狂的激情。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十分尊重他，只要他在，就绝不与其他人上床。最近那次假期，她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有些疲惫，早早将我们打发走了，但是大门却不上闩，走廊里还留着一盏灯，是让我偷偷地回去跟她私会。

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乔装打扮方面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天赋，他最喜欢把混血姑娘打扮成别的模样。他常常抢走几个姑娘的衣服给其他姑娘穿上，最后每个姑娘都变得不像自己，反倒显出别人的样貌。有一次，一个女孩看到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竟忍不住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从镜子里走出来了。”她说。但是那一晚，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一次享受易装大师的乐趣。她编了个拙劣的借口将圣地亚哥·纳萨尔打发走，那次记忆的苦涩味道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我们带着乐手跑到大街上游逛吟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里奥兄弟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我们正在狂欢。将近四点时，圣地亚哥·纳萨尔突发奇想，邀我们登上鳏夫希乌斯的小山丘，为新婚夫妇去演唱。

我们在窗下唱小夜曲，在院子里燃放烟火和爆竹，但却感觉不到别墅里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当时没有想到房子里没人，尤其是那辆新汽车还停在门口，车篷折叠着，婚礼中挂上的缎带和蜡制香橙花环还原封未动。我的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那时候像个专业的吉他手，他即兴为新人弹唱了一首打趣婚姻的歌谣。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明月高悬，空气澄澈，山崖下的墓园里闪动着一簇簇磷火。另一边，隐约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苍茫的沼泽地和加勒比海磷光闪闪的海平线。圣地亚哥·纳萨尔指着海面上闪烁的光芒对我们说，那是一艘贩奴船受苦的鬼魂，它满载着从塞内加尔劫掠的黑奴沉没在卡塔赫纳的港湾里。他应当不是良心上有什么歉疚烦恼，因为那时他还不知道安赫拉·维卡里奥短暂的婚姻生活已经在两个小时前结束了。巴亚尔多·圣罗曼拉着他的妻子徒步返回她父母家，以免汽车的马达声过早地泄露他的不幸。他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在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独自守着暗淡无光的空房。

我们走下山丘时，我弟弟邀请大家去市场上的小饭馆吃炸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跟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岸走去，旧码头边散布的穷人下榻的客栈开始亮起灯来。拐过街角时，圣地亚哥·纳萨尔朝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