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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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我把两个行李箱和我的笔记本电脑扔进我那辆中型雪佛兰的后备厢，开始从车道倒车，但马上又停下车，再次走进屋里。屋里空荡荡的，有一点凄凉，像忠贞不渝的爱人忽然被人甩了，却百思不得其解。家具都还没盖防尘套，电也没断（我心里清楚我的“旧怨湖大实验”可能很快就宣告彻底失败），但这班顿街14号给人的感觉却仍然像没人住的废屋。一个个房间满是家具，应该不至于会有回音，但我走在中间，却有回音传来。到处都是游尘飘移的蒙蒙光线。

我书房里的电脑显示器蒙着防尘罩，看起来活像刽子手的脑袋。我跪在书桌前，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四令纸。我拿起一令纸夹在腋下，刚起身走开，又回过头来。乔那张穿着泳衣的惊艳照片，我收在中间的大抽屉里了。我拿出照片，撕开我拿的那一令纸的包装边缘，把它像书签般夹在中间。我若真有幸能重拾写作，而且还写得下去，就可以在写到第二百五十页时，和乔重逢。

我离开屋子，锁上后门，坐进车里，开车离开德里。而且，就此一去不回。

在这之前，我有好几次真的很想回湖边一趟，看看整修的工程做得怎样——那次的整修工程，到后来比比尔·迪安原先想的要大很多。挡下我没去的理由，是我心里有一种感觉，用理性说不清楚却依然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应该去。我回到“莎拉笑”的时候，就应该是打开行李长住下来。

比尔雇了肯尼·奥斯特重修木屋的屋顶，也雇了肯尼的亲戚蒂米·拉里布帮木屋“刮痧”：用原木盖的屋子，有时跟马桶一样也需要好好刷一刷。比尔又叫来了水电工检查管线，征得我的同意后，换掉了一部分老旧的管线和水井泵。

比尔在电话上核对这些开销，不时会大呼小叫一下，发一发牢骚，我就随他去。一旦第五代或第六代扬基佬和花钱的事情搅和在一起，你最好是袖手旁观，随他们一吐胸中不快。要扬基佬把一张张绿油油的钞票送出去，简直有如要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一样离谱。至于我自己呢，倒是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开销。我大部分时候过得相当节省，不是为了什么勤俭持家的大道理，而是因为我的想象力在许多地方都会活蹦乱跳，唯独碰上花钱的事就不太会动了。我所谓的“摆阔”，就是到波士顿玩上三天，看一场红袜队的比赛，去淘乐音乐城逛一逛，外加到剑桥的华兹华斯书店去一趟，就够了。这样的生活，连利息都用不了多少，遑论本金，何况我在沃特维尔的财务经理很出色。我锁上门离开德里朝TR-90去的那天，我的身价可是五百万美金不止。我和比尔·盖茨当然没得比，但在这一带算是大富翁了。因此，修房子的花费就算高一点，我也不至于摆脸色。

那一年的晚春和初夏对我来说相当特别。我的日子大部分都耗在等待，耗在理清我在德里的杂事，耗在回比尔·迪安打电话来报告又出了什么最新的乱子，还有，耗在想办法不去多想。接受《出版人周刊》的访问时，记者问我“丧妻过后”重拾写作有没有困难？我板着脸，斩钉截铁回他一句“没有”。哪有？真的。我的问题是在写完《从巅峰直坠而下》之后才开始的，在那之前，我可是像扫黑大队一样虎虎生风！

六月中旬，我在“星光咖啡屋”和弗兰克·阿伦约了一起吃午餐。这一家“星光”开在刘易斯顿，正好在他那边和我这边的中间点。我们吃甜点（“星光”最有名的草莓酥饼）的时候，弗兰克问我有没有再交女朋友。我看着他，很惊讶。

“你看什么看？”他问我，脸上露出了世上九百大莫名情绪之一——“好笑”又“好气”。“我不觉得你这样是对乔不忠，到八月份她就过世四年了。”

“没有，我谁也没有。”

他瞅着我看，没吭声。我也看着他，几秒钟后，开始摇手里的汤匙，搅拌浇在酥饼上面的发泡奶油。酥饼刚出炉，还热着，奶油遇热即溶。我想起一首很好笑的老歌，讲一个人把糕饼留在雨里忘了拿走。

“你有女朋友吗？”

“这不关你的事吧。”

“唉，你这个人！比方说去度假的时候啊，你——”

我把眼睛从化掉的发泡奶油上面抬起来。“没有，”我说，“谁也没有。”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我想他是在想该怎么转入下一话题。谈什么我倒是无所谓。只是，他反而单刀直入，直接问我约翰娜死后我有没有跟谁上过床。这问题我若骗他，他就算不信也会将信就信混过去——天底下的男人哪个在谈到上床的事时不骗人的？但我说了实话……还带着些许邪门儿的快感。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那按摩院呢？你知道的，就是至少——”

“没。”

他坐在那里，用汤匙敲他盛甜点的小碗碗口。他一口也没吃，打量我的眼神像是在看最新发现的恶心小虫标本。我不喜欢他这样看我，但可以理解。

我是有两次机会离现在说的“发生关系”很近，但没一次是在拉戈岛，虽然那里约莫有两千位美女，身上只挂着零星的布条和一试就成的诱惑，打我眼前走过，供我随兴品头论足。其中一位女主角是红发的女侍，叫凯莉，在外延道路上的一家餐厅工作，我常去那里吃午餐。去了一阵子后，我们两个开始聊上两句，开一开小玩笑什么的。再之后，就会偶尔四目交投——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对望的时间有一点太久的那种。我开始瞄她的腿，瞄她转身时制服紧绷在臀部上的线条。她也知道我的眼神会跟着她跑。

另一位主角是“新生”里的一个女的。“新生”是我以前健身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喜欢上身穿粉红色的健身胸衣，下身穿黑色的自行车短裤，挺赏心悦目的。还有，她坐上健身脚踏车，开始踩那不知要走到哪里的有氧之旅时读的东西，我还蛮中意的——不是《仕女》或《大都市》一类的杂志，而是约翰·欧文、埃伦·吉尔克里斯特这一级作家的作品。我喜欢正经读书的人，倒不是因为我自己也写书。读书人跟天下人都一样，开口讲的一定以天气为先；但一般而言，读书人更有办法把话题从天气往外面拉。

这位爱穿粉红运动背心加黑色短裤的金发佳丽，叫做阿德里亚·邦迪。我们两个有一次并肩踩脚踏车踩到云深不知处时，聊起了书。后来，我在重量训练区一个礼拜要陪她做一两次重训，当她的防护员。防护这件事，会给人怪怪的亲密感。我想，举重的人平躺的姿势固然是其一（尤其举重的那人是女人的话），但也未必尽然。主要还在于彼此间有依赖关系。虽然不能说是真到了生死相许的地步，但举重时，一个人真的有一点像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做防护的人。到了一九九六年冬天，我们四目交投的时刻开始出现。她躺在长椅上，我站在旁边，看着下方她仰卧朝上的脸庞。我们眼神的交会开始比平常要长一点了。

凯莉年约三十，阿德里亚可能比她要小一点。凯莉离了婚，阿德里亚还没结过婚。对于她们两个，我都还不算老牛吃嫩草。而且，我想，她们两个也都愿意视需要和我上床，算是某种“随性而来”的甜蜜之事。我处理凯莉的方式，是换到另一家餐厅吃午餐；基督教青年会送我健身试用券后，我也马上抓住机会办了手续，没再回“新生”去健身了。我记得，在我换健身房后约六个月吧，有次在街上偶遇阿德里亚·邦迪。我虽然跟她说了一声“嗨”，但硬是不去看一下她不解又伤心的眼神。

纯粹就生理需求而言，她们两个我都想要（说实在的，我记得我好像还做过一场春梦，梦里面我还真的两个一起上，同一时间，同一张床）。但话说回来，我又谁都不想要。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没办法写作——我的日子已经够惨了，谢谢你，其他的麻烦能免就免。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要搞清楚朝你大送秋波的女人真正感兴趣的，到底是你的人，还是你相当可观的银行存款，这相当费事儿。

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那时乔依然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心，我的心空不出来地方放别人进去，即使已经过了四年。这悲伤好像变成了胆固醇。各位若觉得这说法好笑或很怪，还真该感谢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