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一）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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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白的表面开始画。不一定非得是纸或油画布，但我感觉以白色为宜。我们称其为“白色”，因为需要那么一个词，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一无所有”。黑色是指“光明的缺失”，但白色是指“记忆的缺失”，白色是无法记忆的颜色。

我们如何牢记怎样去牢记？这个问题，自从我到了杜马岛后就经常问自己，往往是在黎明前夕，仰头望着无光无明的夜，记起不在身边的友人。黎明前的几小时里，我会思索有关地平线的问题。你必须设定地平线。你必须在白色上有所标注。你大概会说，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一笔了，可任何重塑世界的动作都是英勇之举。我已经信了。

假想，有一个小女孩，比婴孩大不了多少。差不多九十年前，她从马车上坠落，脑袋撞在了石头上，忘记了一切。不仅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切！后来又有一天，她想起了什么，那足以让她拿起铅笔，在白纸上描下犹犹豫豫的第一笔。地平线，没错。同样，也是一条缝隙，让黑色涌入。

继续假想，那只小手抬起铅笔……犹疑……然后落笔于白色。假想那种勇气吧，重构世界的第一次努力便是将其画下。我会永远爱那个小女孩，不管她已让我付出了多少。我必须爱。我没有选择。

画都是有魔力的，你恐怕已经知道了。

一 我的上辈子

1

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经是建筑承包业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苏达州，在我的上辈子里。我是从怀尔曼那儿学到“上辈子”之说的。我很想把怀尔曼的事儿告诉你，但还是让我们先了解明尼苏达州的那部分吧。

要说的是：我的光辉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国男子汉之路。先进了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等到节节攀升到了头，我就辞职了，开始自己创业。离开那家公司时，老板嘲笑我，说我不出一年就会破产。我猜想，每当有精明强干的年轻员工自立门户时，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说。

我呢，万事顺利。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一带繁荣起来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发达了。时局萧条时，我从不逞强，一向谨慎从事。但我确实会在直觉上押宝，大多数时候，直觉都会帮到我。到了五十岁时，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万美元。而且，我俩感情甚笃，多年不渝。我们有两个女儿，等我们的黄金岁月到头时，伊瑟在布朗大学，梅琳达在法国教书，那是她身为外国交换生的一个兼职。出事的时候，我和太太正计划去法国看看她。

我在某处施工现场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简单：敞篷小货车和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亲密接触时，输的永远是小货车，哪怕是会铃声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没辙。我的右侧颅骨仅是开裂之伤。左侧狠狠撞上公羊的车门支柱，导致三处骨折。也可能是五处。我的记忆力比伤后好多了，但相比于受伤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医生说，我受到的脑损伤叫做“对冲伤”，通常会比冲击伤带来更深远的伤害。我的肋骨断了，右臀粉碎性骨折，虽说右眼的七成视力保住了（要是天气好，还能看得更清楚），却永远失去了右臂。

我本会送命的，但我活了下来。理论上，对冲伤会引发精神性损伤症状，一开始确实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转时，太太却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们结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我想，那也不要紧，走了就走了吧，了结就了结吧。有时候，完结是好事情。

我所说的精神性损伤是指一开始认不出别人是谁——甚至不认得我太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疼。现在，四年后的我已记不得那种疼痛的实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现在说来好像只需动动口舌。当时的痛可不是口头说说的。当时就像身处地狱，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了地狱。

你先是怕死，然后怕自己死不掉。这是怀尔曼说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处地狱的他很有发言权。

每时每刻，每一处都在疼。脑袋里好像总有钟在敲，敲得我头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钟表行好像开在我的脑壳里，并永远关在漆黑深夜里。由于我的右眼被撞伤了，只能透过一层血膜看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身在阴阳何界。所有东西都没了名字。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帕姆在房间里——我还在病房里——她站在我的床边。我气急败坏，因为她本该站在另一边，另一边有个像板条的东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个朋友来，”我说，“坐在朋友上。”

“埃德加，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朋友啊，就是伙计呗！”我大喊，“把他妈的伙计拿过来，你个臭婊子！”头痛得能直接把我干掉，而她哭了起来。我讨厌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没理由哭，她又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红色看世界。笼子里的猴子不是她。接着，我的火气蹿上来了。“把小伙子拿过来，病倒！”我在乱成一团的脑瓜里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个词儿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照顾我的有两个老护士，我称其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们都是色情片《苏斯大夫》里的角色。还有个志愿者担当护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这昵称同样有性联想。至少，我有。等我有点儿力气了，就开始攻击别人。有两次，我企图刺伤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尽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还是要缝几针。还有好几次，他们必须把我捆牢在床上。

关于我的上辈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贵的康复病房里快待足一个月时，有天下午很燥热，昂贵的空调机坏掉了，我被捆在床上，电视里在放肥皂剧，脑袋里有成千上万只午夜大钟在敲，右侧身体疼得火烧火燎，消失不见的右臂痒得很，消失不见的右手手指在抽搐，复方羟氢可待因止痛剂隔一阵子要停用一会儿（我不知道是多久，计算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一个护士从血红视野里浮上来，又一个凑到笼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说：“你想现在见你太太吗？”我答：“除非她带把枪来崩了我。”

你不会相信那种蚀骨的痛会消退，但它真的会。接着，他们把你运送回家，再用肌体复原的那套把戏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红色开始从我的视野淡化。有个专攻催眠疗法的心理学家向我露了两手，教我如何处置幻觉中的疼痛、痒死人的失去的右臂。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给我带来了瑞芭。当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辈子、走进我现在居住的杜马岛时，我只带了寥寥可数的家当，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医生说：“在制怒心理疗程中，这是不允许的。”其实，我怀疑他在此事上说了谎，只是为了让瑞芭对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诉我，我必须给她一个充满恨意的名字，于是，虽然她长得酷似露西·里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时候只要看到我没把胡萝卜吃光就拧我手指头的瑞芭姑妈。拥有她还不到两天工夫，我就把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个都会让我更愤怒：兰道尔，罗素，鲁道夫，他妈的凤凰河。

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住了。帕姆端着早餐进来时，准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为我听得出她克制的语气，她不想让自己爆发。不过，就算我记不起心理医生给我的红色布片制怒娃娃叫什么名字，我还能记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使用它。

“帕姆，”我说，“给我五分钟控制情绪。我办得到。”

“你肯定——”

“是，就现在，带着你的肥屁股出去，再往上面扑点粉。我办得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绪，但理论上我就该那么说。我记不起那该死的娃娃叫什么，可“我办得到”这话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在那段生活的尽头，明知办不到，明知自己被毁了，被加倍地毁了，就像倾盆大雨中的倒霉鬼，可我还口口声声不停地说我行、我可以。

“我行的。”我说这话时的表情只有天知道，因为她一声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盘还在她手里，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响动。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举到面前，死死看进它愚蠢的蓝眼睛里，与此同时，深深掐进那愚不可及的软绵绵躯体里，大拇指几乎都看不见了。“你叫什么，蝙蝠脸的小婊子？”我冲着它大吼一声。我从没想过，帕姆和日班护士就在厨房里用内部电话收听我的一言一行。跟你这么说吧：就算内部电话不管用，她们隔着门板也照样听得到。那天，我嗓子不错。

我把玩偶前前后后摇个不停。它的脑袋怦然落下，《我爱露西》剧集里经久不衰的发式、也就是人造头发飞起来。大大的蓝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活像古老动画片里的贝蒂娃娃，你至今还能时不时在有线电视里看到呢。

“你叫什么，婊子！叫什么啊，贱货！烂布头骚货！你到底叫什么？快说出你的名字！跟我说你叫什么？再不说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就在那时，混乱如麻的神智交错碰撞，直到现在——四年后，我在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坦马祖卡勒小镇过着埃德加·弗里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戏时——还会时常这么跳接思路。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又坐在了货车里，硬夹写字板和放在副驾座脚垫上的铁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响（我怀疑自己是唯一带午饭盒去上班的美国千万富翁，但你说不定能数出一打来），苹果电脑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收音机里有个女人带着传福音者般的激情尖声高唱，“……红色的！”只有三个字，但足够了。那首歌唱的是，有个可怜的女人发现漂亮的女儿当了妓女。歌名叫《异想天开》，演唱者：瑞芭·麦克英泰尔。

“瑞芭，”喃喃自语的我将玩偶揽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再也不会忘了。”结果还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变得如此暴躁。不。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亲爱的爱人，闭起眼睛，在车祸中毁于一旦的小货车也在幻想中重现。我在幻想中看到铁皮午餐盒和写字板上的铁夹子磕磕碰碰，也听到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歌声，以同样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红色的！”

卡曼医生称其为突破性进展。他兴奋极了。我太太看起来就没那么兴奋了，落在我脸颊上的吻仅仅出于义务。两个月后，她就跟我说想离婚。

2

两个月后，要么是疼痛减弱了，要么就是我的心智在处理剧痛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头还会痛，但没那么频繁了，极度的锐痛也少了；天字第一号钟表行的午夜狂响也不会一天到晚震荡在我两耳之间了。五点钟，我渴望吞下维柯丁止痛药；八点轮到复方羟氢可待因。我总是迫不及待需要止痛片——只有吞下那些神药，我才不用撑在亮红色的加拿大产拐杖上，连蹒跚的力气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右臀粉碎的骨头开始愈合了。

每周一三五，素有“康复女王”之称的卡迪·格林会到位于梦多塔高地的弗里曼特豪宅来帮我。疗程开始前，他们允许我多吃一颗维柯丁，可等疗程结束时，我的凄惨喊声还是响彻大屋上下。我们家地下室里的娱乐间已被改装成康复中心，全套设备一应俱全，还包括无障碍热水按摩浴池。经过两个月的折磨，我可以自己下楼去了，利用晚上的时间加倍锻炼腿部，并开始尝试一些腹部康复运动。卡迪说，睡前运动个把小时会催使大脑释放内啡肽，那样我就能睡得好些。

那天晚上，我正忙着睡前运动——埃德加在搜寻狡猾的内啡肽呢，我那结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太太走下楼来，对我说，她想要离婚。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儿——仰卧起坐——盯着她看。当时我坐在一块瑜伽垫上。她站在楼梯最低的台阶上，然后，万分慎重地走过地下室。我本可以问她是不是当真，可一排排的日光灯下明亮得很，我没必要再问了。毕竟，随便哪个女人的丈夫大难不死，熬了痛苦的六个月，她都不会拿这事儿开玩笑的。我也可以问问她究竟为什么，但我很清楚答案。我看得到她胳膊上细长的白色刀疤，是我用医院餐盘里的塑料刀划的，但那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条理由。我也想起来，就在不久前，我让她把屁股挪出去，再往上面扑点粉。我考虑了一下，是否该请她三思而后行？可怒火又腾然而起。那几个月里，卡曼医生称之为“不合时宜的愤怒”就是我最丑陋不堪的好伙计。不过，哼，当时我的感受根本不像是不合时宜。

衬衫早就脱了。右肩下三英寸半就是我的右臂。我把胳膊扭向她的方位——用仅剩的肌肉所能做出的最大扭动。“瞧这儿，”我说，“送给你的中指。从这儿滚出去，要是你真那么想就快点滚蛋吧，甩手不干的臭八子。”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可她还试着要笑。那么努力，那么让人毛骨悚然。“婊子，埃德加，”她说，“你该说婊子。”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着，我接着做仰卧起坐。只用一条胳膊做腹肌收缩，简直难于上青天；要使劲拉动身体，却老是向一边歪倒。“我不会离开你，这才是重点。如果是我，我不会离开你。我会在泥巴、鲜血、屎尿和洒得到处都是的啤酒中撑到底。”

“那不一样。”她说，但没想去抹一把眼泪。“那不一样，你明明知道的。如果我大发脾气，我不可能把你一劈为二。”

“我只有一条胳膊，想把你一劈为二也没那么容易。”说着，我加快速度做仰卧起坐。

“你用刀子刺我。”好像那才是重点似的。根本不是，我们俩都知道。

“你说的是一把塑料小餐刀，那时候我差不多精神错乱，而你一直到死都会念叨这句话，就当你的墓志铭吧：‘埃迪用刀子刺我，永别了残酷的世界。’”

“你还想掐死我。”我几乎听不到她这轻声的呢喃。

我停下腰腹动作，张口结舌地瞪着她。脑袋里的钟表行开始运作了，啷当、啷当，敲啊敲。“你说什么？我想掐死你？我从没掐过你。”

“我知道你不会记得的，可你掐过我的脖子。而且，你不是以前的你了。”

“哦，得了吧。把新世纪学说那套狗屎留给……那个家伙……你……”我知道那个词，也看得到那个词代表的男人，可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那个光头浑蛋，你在他办公室里见他。”

“我的心理医生。”她说出来了，显然，这只会让我更加恼怒：她拥有那个词儿，我不，因为她的脑袋没像果冻一样被撞得粉碎。

“你想离婚，你可以离婚。全都甩在身后，一走了之，干吗不呢？走吧，到别的地方当鳄鱼去吧。滚蛋。”

她上了楼梯，头也没回地关了门。等她走远了，我方才反应过来，我想说的其实是“鳄鱼的眼泪”，到别的地方显摆鳄鱼的眼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