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三） (第2/5页)

我几乎在期待，期待能亲眼看到一条胳膊在漩涡中浮现。它没有，但它就在那儿，好吧，我探起身，把它伸到椅子对面去够一支画笔。我能感觉到五指在抓取，但画笔纹丝未动。我心想：就是说，它像幽灵一样。

我撑起身子，再次坐上椅子。臀部如有万般纠结，但那种疼痛似乎深埋在体内。我用左手抓起刚刚清洗过的画笔，夹在左耳上。再洗了一支，放进画架下的笔槽里。接着洗了第三支，也放在笔槽里。本想洗出第四支，但我决定不再耗时间了。饥饿感，那种高烧般的热浪又将我卷走了。就像我暴烈的怒火那样倏忽即至，又凶猛异常。如果此刻楼下的烟火探测器轰鸣而起，宣布房子着了火，我也不会去管的。我撕去一支崭新画笔上的塑料纸，蘸满黑色颜料，开始作画。

和《游戏结束》那幅画一样，我不记得《福利之友》的真正作画过程。我只知道，那是在一番暴力冲动中完成的，和夕阳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画面上主要是黑色和蓝色，瘀伤的颜色，画完后，我的左臂累到酸痛。手上溅满了颜料，手腕上也是。

画完后的画布让我想起小时候读的平装本通俗小说，尽说些没头脑的浪荡夫人们是如何沉沦的。在那些封面上，这些少妇总是一头金发，青春貌美。但在我的画里，她一头黑发，足有四十多岁。这位夫人分明就是我的前妻。

她坐在床上，床单揉得乱七八糟，除了一条蓝色内裤，周身上下一丝不挂。配套的蓝色胸罩肩带挂在一条腿上。她的头微倾，但毫无疑问能看出她的五官；虽只有寥寥数笔，我竟能用粗犷写意、如同中国象形文字般的几笔黑色传神地刻画出她的神色。画面上唯一的、真正的亮点落在凸起的前胸上：一朵玫瑰文饰。我在想，她什么时候去文的？又是为什么呢？有文身的帕姆对我来说非常奇怪，就和她去米逊山参加自行车比赛一样难以置信，但我丝毫没有怀疑这不是真的；画上所言就是真相，就和穿着托瑞·亨特球衣的卡森·琼斯一样。

画中还有两个男人，都是赤裸的。一个站在窗前，半转着身体。他的身材属于典型的五十岁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我猜想，你随便挑家黄金健身房就能在更衣室里见到一两个：小肚腩，扁屁股，松垮的胸肌。他像文化人，挺有教养。但现在的神态却悲伤之极，恍如大势已去，伊人不再。一副听天由命、无可补救的神情。那就是棕榈滩的马科斯。好像他脸上也有名字似的。去年丧父的马科斯，先给帕姆送咖啡，又送别的。她接受了他的咖啡，别的也笑纳，但不会强求得到他的所有。这些都明摆在他脸上呢。你不能一眼洞穿，但能看到的也绝不止光屁股那么简单。

另一个男人靠在门口，脚踝交叉地站立着，那令他的两条大腿压叠起来，阴囊也就自然而然地前凸而露。他似乎要比窗前的男子年长十岁，但身材保持得更好。没有肚腩。没有救生圈。大腿肌修长紧实。双臂抱合在胸脯下，他正带着一丝微笑看着帕姆。我很熟稔这种微笑，因为汤姆·赖利当我的会计——也是朋友——已有三十五年了。要不是我们家有邀请父亲当伴郎的传统，我肯定会问汤姆愿不愿意。

我看着他赤身裸体站在门道上，看着我妻子在床上，我记起他曾帮我从法伦湖里搬出来。也记得他说你不能就这么放弃豪宅呀。你怎么能在主场获利的决胜局里弃权呢？

再想起他热泪盈眶，老板，看到你这样，我真不习惯。

那时候他已经和她上床了吗？我想，还没有吧。但是——

我要给你一个建议，你回头转告给她。那是我亲口说的。他也转告了。只不过，他做的事情可能不止是口头转告。

我没用拐杖，跛足走到窗前。夕阳还有几个小时才会沉落，但阳光已然大幅西斜，由西向东地在海面上投下红影。我强迫自己直视那耀眼的光迹，几次三番抹去眼角的湿润。

我试图劝自己相信，这幅画可能只是臆造之景，毕竟我的神智仍在努力自愈。但这种劝说只是徒劳。心中的两个自我对峙不下，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条理分明，我明白自己知悉了什么。帕姆在棕榈滩和马科斯上床，当他提出要更长久深入地交往时，她拒绝了他。帕姆也和我最老的老朋友、也是生意上的拍档有染，或许和他的性关系仍未结束。唯一缺失答案的问题就是：在这两人之中，是谁说服她在乳房上文了一朵玫瑰。

“我得忘记这事儿。”我说着，把血管怦怦直跳的额头抵在玻璃上。在我身后，火红夕阳在墨西哥湾里燃亮。“我真的需要忘记。”

那就打个响指，心里的我说。

我用右手打了个响指，也听到了声音——清脆短促的一声响。“好，干完了就完了！”我兴致高昂地对自己说。但当我再次闭上双眼，却又看到帕姆坐在床上——不知是谁的床上——只穿着内裤，胸罩的肩带搭在一条腿上，像条死蛇。

福利之友。

他妈的朋友，有他妈的福利。

7

那天晚上我没在小粉红赏夕照。我把拐杖靠在屋角，一瘸一拐地走下沙滩，径直走向海水，直到膝头被浸没。水很冷，飓风季节已过去几个月，海的热量也渐渐退去，但我几乎没注意到那究竟有多冷。现在，水波中跃动的光带已成了酷烈的橘色，那便是我盯着看的对象。

“屁股注意，实验开始。”我说，任海水在我身边涌动。我不能靠残腿站稳，便伸出左臂以求平衡。“该死的屁股。”

头顶上，有只苍鹭从渐沉渐黑的天空里滑翔而过，长颈悄无声息地划出抛物线。

“这就是偷窥，纯粹就是窥探私事，而我也付出了代价。”

确实。如果我又想把她掐死，那只能怪罪于自己，不可能再是别人的罪过。别凑到锁眼前偷看，免得让你心烦意乱，我亲爱的老妈以前就这么说过。我偷看了，也心烦意乱了，故事讲完了。现在，那是她自己的生活，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她的事。我的事则是放手，不要去管人家。问题是，我能不能做到。那比打个响指难多了；甚至比用不存在的那只手打响指都要难。

一个浪头涌来，力道大到足以将我拍倒。顷刻间，海水淹过我的头顶，只能在水里呼吸。我挺起身，手忙脚乱。波浪撤回时，又想把我从沙地和贝壳间拖出去。我用那条好腿把自己往岸边拽，就连坏腿也在虚弱无力地踢水，总算没让自己随波逐流。或许在某些事情上我很困扰，但绝对不想自溺于墨西哥湾。对此决不含糊。头发湿湿地搭在眼前，我一边吐出混着海水的唾沫一边咳嗽，连爬带走地趟出海水，拖着我的右腿就像拖着一只浸饱水的行李箱。

终于走到干沙地，我翻身仰躺在地，望着天空。一轮饱满的新月悬浮在黑丝绒般的天幕，就在浓粉屋屋脊上。远远望去，月亮如此平静。而在它之下，却有个男人丝毫无法平静：他浑身颤抖，又悲又愤。我扭头去看自己的断肢，再仰头看月亮。

“不再偷看了，”我说，“今晚启动最新指令。不许再偷看，不能再实验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恰如我先前说的（在我之前，怀尔曼也说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愚弄自己，简直能以此为生了。

五 怀尔曼

1

怀尔曼和我第一次真正会面时，他笑疯了，以至于坐塌了身下的沙滩椅；而我也笑疯了，笑得几乎昏厥——事实上已经到达半昏半醒、亦即俗称“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步。我根本想不到，就在发现汤姆·赖利和我的前妻有染（尽管我手头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立足）后的第二天，竟能如此狂放地大笑，但这其实预兆了即将发生的一切。我们不止这一次相伴大笑。对我来说，怀尔曼意味了太多——尤其就我一生的命运而言——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是我的朋友。

2

“啊呀呀，”当我终于走到他的桌前，面对遮阳伞下那把空着的条纹沙滩椅时，他说，“陌生的瘸子终于大驾光临，手拿面包袋，装满小贝壳。坐下吧，陌生的瘸子。润润唇。这只玻璃杯在这儿恭候多日啦。”

我把手上的塑料袋放在桌上——本来确实是装面包的——向他伸出手，“埃德加·弗里曼特。”

他的手很短，手指粗硬，握手时很有劲。“杰罗姆·怀尔曼。都叫我怀尔曼，大多数人都是。”

我看了看留给我的这张沙滩椅。高靠背、低座兜，酷似保时捷车内的凹背单人座。

“朋友，椅子有问题吗？”怀尔曼挑起眉毛问我。他有一大把眉毛可以上下挑动，半灰而茂密。

“现在没有，等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从这椅子里站起来时，你别笑我就好。”我说。

他微微一笑，“甜心，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查克·贝瑞，一九六九。”

对着身后的空椅子，我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念了几句祷词，再一屁股落下去。一如往常，左倾身体靠在椅背上，不让重量压在受伤的臀部上。我坐得不稳当，但手抓木椅扶手，再用较强壮的那只脚作为支撑点，因而椅子只有一点倾斜罢了。一个月前我要是这么做，准保跌滑在地，但现在的我强壮多了。我能想象得出来，卡迪·格林肯定会鼓掌称赞的。

“坐得漂亮，埃德加，”他说，“还是说，你喜欢别人叫你埃迪？”

“随你挑，我都会应。你那只大桶里到底装了什么？”

“冰绿茶，”他说，“非常冰。来点儿？”

“非常愿意。”

他给我倒了一杯，又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然后举起杯。这茶微泛绿色。他的眼睛倒更绿一点，罩在皱纹梭织成的细网里。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且很长，太阳穴的发根处夹杂几缕白发。海风吹拂发梢时，我能看到他右侧发际线上有个疤印，硬币般的圆形，但比钱币小。今天，他穿了一件游泳衣，双腿和双臂一样呈棕色。看起来，他身材保持得很健美，但我老觉得他有点疲累。

“来，先敬你一杯，朋友。你说到做到了。”

“好咧，”我说，“敬我。”

我们碰杯，饮茶。我以前也喝过绿茶，觉得还行，可这杯却让我飘飘欲仙——就像饮下冰凉的丝绸，带一丝微妙的甜香。

“你尝出蜂蜜了吗？”他问，看我点头便微笑。“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出来的。每桶茶里我只加一小勺。蜂蜜能舒释茶自身的天然香甜。我在中国海域的货船上当厨子时学到了这招。”他举起杯子，斜睨着杯中物。“我们击退了很多海盗，还‘在热带晴空下’与皮肤黝黑的陌生女郎成双结对。”

“听上去像是吹了个小牛，怀尔曼先生。”

他哈哈大笑，“蜂蜜小窍门，其实是我从伊斯特雷克小姐的一本餐饮书上看到的。”

“就是你每天早上推出来的那位女士吗？坐轮椅的那位？”

“就是她。”

话到嘴边脱口而出，我根本没多想自己在说什么——脑子里则浮现出不锈钢脚踏板上伸出巨大的蓝色匡威高帮鞋的景象——我说道：“教父的新娘。”

怀尔曼张口结舌，那双绿眼睛瞪得那么大，令我差点慌忙为自己的失言而道歉。可他大笑起来。那是能让你气短而亡的捧腹大笑，仿佛有只狡猾的手偷偷摸摸穿过你的一切防护不差毫厘地挠进你的胳肢窝，其实这种情况很罕见。我不瞎说，他笑得都快爆炸了，而当他看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触动了他的哪根神经时，他就笑得更凶了，腹肌都笑鼓了。他想把杯子放回小桌，却笑到失手。玻璃杯径直落地，扎埋在沙子里，就那么杵在那儿，笔直笔直，活像插在宾馆大堂电梯旁的小沙缸里的香烟头。他手指着玻璃杯，笑得越发不可收拾。

“就算我成心想把杯子埋在沙里也不可能做得如此完美呀！”说完，又开始了新一轮大笑，坐在椅子里一阵接着一阵前仰后合，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按着胸膛。突然间，三十年前在高中课堂里念过的一句诗文闪现在我脑海里，一字一词都异常清晰，简直诡异：人无法佯装激情，也不能假扮剧痛。

我也咯咯地陪着笑，发自内心地笑，因为欢笑会传染，一旦你染上了，就算不知道笑点在哪里也能照样笑得刹不住车。玻璃杯直挺挺落进沙子，怀尔曼的绿茶竟一滴没洒，仍然都在杯里……那倒是真的很滑稽，活像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噱头。但自由落体的杯子并不是引发怀尔曼嚎笑的真正源头。

“我不明白。我是说，对不起，如果我——”

“她差不多就是！”怀尔曼喊道，咯咯不停地笑着，几乎无法利索地说话，“她差不多就是……那种形象！只不过该说是女儿，那当然啦，她是教父的女——”

他笑得东倒西歪，同时还颠上颠下——无法佯装，货真价实的挣扎——就在那时，他的沙滩椅终于耐不住了，“咔嚓”一声，先让他的脸孔突现一副极其卡通化的惊讶表情，继而一松，把他摔到了沙地上。他挥动的手抓住了遮阳伞的细柱，又摁倒了小桌。一阵大风刚好逮住了伞，把它吹得鼓鼓囊囊，好像要去远航，然后拖着小桌就往海滩下跑。垮塌的椅子像刷上条纹的大嘴巴，被咬在中间的怀尔曼不得不扭动身子挣扎而出，但让我发笑的不是他此刻牛眼圆睁的惊讶表情，也不是他突然像滚筒一样跌在沙地上。甚至不是因为桌子被伞牵住，一副急不可待要逃跑的模样。让我大笑的是怀尔曼的茶杯，仍然稳如泰山地笔直坐在沙子里，就在四仰八叉的男人的左臂和身体之间。

顶级冰茶公司，心里的我俨然是在给老派头的迪士尼动画片配音呢，哔—哔！然后，不可避免的，令我想起带来一切惨痛损失的起重机，倒车警铃坏掉的那辆，刹那间，我仿佛看到自己变成迪士尼动画片里的草原狼，坐在已然解体的小货车里，惊吓得双眼鼓凸，两只破耳朵一左一右软趴趴地耷拉，说不定还夹着烟、喷出一小口烟雾来。

就是这番默想让我不可遏止地大笑起来。笑到我蜷缩成一团，像没了骨头一样从自己的椅子里瘫软地滑下去，落在沙地上的怀尔曼的身边……但我也没碰倒那只杯子，它仍像小沙缸里的香烟头那样站得笔挺。不可能有再厉害的笑了，但我竟然笑成了。眼泪一行行滑下我的脸颊，当我的大脑进入缺氧状态时，整个世界也好像慢慢黯淡下去。

怀尔曼，仍在放声大笑，跟在他那张逃跑的桌子后头，靠着膝头和手肘的推动力往前爬。他的手就要抓住底座的时候，桌子却轻飘飘一跃，仿佛感知到他的捕捉。怀尔曼冲着沙地埋下头，缓了缓气，接着边笑边打喷嚏。我翻过身，躺倒在沙地上，也大喘了一口气，尽管就快笑到岔气，但仍接着笑。

我就是这样认识怀尔曼的。

3

二十分钟后，桌子基本上归于原位。桌子本身倒还好，但我俩谁也不敢再瞅一眼遮阳伞，因为一瞅又会乐不可支。一条伞骨折了，现在歪歪地垂在小桌上，活像醉汉在假装清醒。在我的坚持下，怀尔曼把剩下的那把好椅子也搬到了木栈道里头。我就坐在木栈道上，虽然没有靠背，但站起来更容易些（不用说，姿态也更体面些）。冰茶桶也弄洒了，怀尔曼提议再去弄一壶来。我婉言谢绝，但同意和他分享那杯奇迹般没洒的茶。

“现在我俩可是同饮一杯水的兄弟了。”喝完后，他说。

“这是印第安人的结盟仪式吗？”我问。

“不，是《陌生国土的陌生人》里写道的，作者是罗伯特·海因莱因。老天保佑他的回忆。”

我突然想到，从没见过他在条纹椅里看书，但我没提这茬。很多人在沙滩上是不看书的；耀目的光线会让他们头痛。我很同情那些头痛的人。

他又开始笑，还用两只手捂着嘴巴——像个小孩——但笑声还是从指缝间迸出来。“不能再笑了，老天爷啊，不能了。我觉得肚子里的每根筋都快笑抽了。”

“我也是。”我说。

之后的片刻，我们都没说话。那天的墨西哥湾荡漾着和煦的海风，有点咸味。遮阳伞上的裂口在风中扑拉扑拉地响。冰茶桶打翻时在沙地上洇出的湿印也已经快干透了。

他窃笑，“你看到那桌子使劲要跑吗？他妈的小桌子？”

我也忍着笑。我的屁股很疼，腹肌酸痛，差点笑到失去知觉，但我感觉棒极了。“《阿拉巴马大逃亡》。”我说。

他点点头，还在抹脸上的沙。“感恩而死乐队，一九七九年的歌。差不多是那时候。”他闷声笑，笑容再慢慢扩大，变成嘎嘎大笑，再演变为不加掩饰的放声大笑。他抱着肚子哼哼起来，“我笑不动了，必须要停了，可……教父的新娘！天啊！”然后又狠狠笑了一顿。

“你千万别告诉她是我这么说的。”我说。

大笑停止了，但也没有微笑了，他说，“我才不会那么鲁莽呢，朋友。不过……是因为那帽子，对吗？她戴的大草帽。像马龙·白兰度在花园里陪小孩玩儿的时候戴的那顶。”

其实那双帆布跑鞋也不比帽子逊色，但我还是点点头，我们又笑了一阵。

“如果我介绍你时忍不住笑场了，”他说着（当即又忍不住了，或许是想到自己笑场的模样吧，忍在肚腹里的笑突然爆出来），“我们要统一口径，就说是因为我坐折了椅子而笑的，好吗？”

“好的，”我说，“你说她差不多就是，是什么意思？”

“你真不知道？”

“毫无头绪。”

他指了指浓粉屋，从这里望过去，它显得很玲珑。看起来回程是长途跋涉啊。“你认为你的租屋归谁所有呢？朋友？我是说，我肯定你把钱付给房产中介或是度假屋代理公司了，但你觉得租金最终会到谁手里呢？”

“我猜，是转入了伊斯特雷克小姐的银行户头。”

“回答正确。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小姐。考虑到这位女士的年纪高达八十五，我猜你可以叫她老小姐。”他又笑起来，摇晃着脑袋，“我必须停下来。不过说老实话，我好久没这样捧腹大笑了。”

“我也是。”

他看向我——少了条胳膊，半边脑袋毛发稀疏——点头默认。之后的片刻，我们只是远眺海湾。我知道，人们老了、病了都会来佛罗里达，因为这里终年温暖，但我觉得墨西哥湾同样功不可没。只需凝视覆上海面的夕照，温柔而沉静，便足以疗伤。海湾，这个词很浩瀚，不是吗？其涵义覆盖深海、吞没、鸿沟、隔阂……无论你抛洒了什么下去，都会目睹它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这般浩瀚。

过了一会儿，怀尔曼先开口：“而且，从你那儿到这里一路上能看到的房舍，你认为谁是拥有者呢？”他用大拇指朝后一指白墙橙瓦的大屋，“顺便提一句，这栋屋在佛罗里达地图上标为‘苍鹭栖屋’，而我管它叫‘杀手宫’。”

“也是伊斯特雷克小姐的吗？”

“你又答对了。”他说。

“你为什么管它叫‘杀手宫’？”

“唔，如果我用英语思考，就该说是‘非法藏身地’，”怀尔曼略有歉意地笑笑，“因为它看似黑帮头子落脚的地方，山姆·派金帕执导的西部片里常见到的。不管怎么说，你会看到六栋漂亮的房子，在苍鹭栖屋和鲑鱼角之间——”

“我管它叫浓粉屋，”我说，“如果我用英语思考的话。”

他连连点头，“浓粉屋。好名字。我喜欢。你会待……多久？”

“我租了一年，但老实说还会待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不害怕炎热——我猜他们把夏季叫做恶劣季节——但还需要考虑到飓风季。”

“是啊，我们在这儿都得考虑飓风季，尤其是查理飓风和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但飓风来之前，鲑鱼角和苍鹭栖屋之间的那些屋子都会一直空着。就像杜马岛上的其他地域一样。要我说，这岛早该改称伊斯特雷克岛啦。”

“你是说，这里全是她的？”

“情况过于复杂，即便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是，我上辈子还是个律师呢。”怀尔曼说，“很久以前，她父亲拥有这个岛，连同一些堪称佛罗里达东部样板屋的房地产。除了杜马岛，他把别的都卖了，那是在三十年代。伊斯特雷克小姐确实拥有岛屿北端的地产，这一点毋庸置疑。”怀尔曼挥臂示意北端的那片土地，日后他还会用“脱衣舞娘的阴户”来形容那儿赤裸裸的单调乏味。“从最奢华的苍鹭栖屋到最充满冒险趣味的你的浓粉屋——这片土地和这些宅邸能带给她大笔收入，几乎都用不完，因为她父亲还留给她和兄弟姐妹们好多好多钱。”

“她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在世——”

“没了，”怀尔曼说，“教父之女是最后一个了。”他用鼻子哼了一下，摇摇头，“我绝对不能再这样称呼她了。”这话似乎更像是自言自语，而非对我说的。

“听你的。其实我真正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个岛的其余部分都没开发。想一想佛罗里达的房地产行业一直很兴隆，就会觉得奇怪，我第一天过桥上岛时就觉得这事儿荒唐得很。”

“听你这么说，像是专业人士嘛。埃德加，上辈子，你做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