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物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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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跟你谈论的东西——他们留下的那些——是二〇〇二年八月出现在我的公寓里的。我清楚地记得时间，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我帮葆拉·罗伯逊修空调后不久出现的。回忆常常需要一个标记，而我的标记就是那件事。葆拉是一位童书插画家，长得挺好看——见鬼，何止好看，她是个大美女——丈夫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对于这种真正能帮助一位漂亮女士——哪怕是一位不停地强调自己已婚的女士——排忧解难的事，男人的记忆力总是很好的；因为这样的机会也确实不多。现在的世道，骑士行为通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当天午后，我下楼散步时，看见她一脸沮丧地站在大堂里。我跟她打了个招呼，也就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间的客套话，她却气冲冲地问我物业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去度假。我指出，就算女牛仔也会忧郁，就算物业也会度假；况且，八月本来就是适合旅游的好时光啊。在八月的纽约（或是巴黎，我的朋友），精神病医师、潮人艺术家和物业管理员都是珍稀物种。

她没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听出了我对汤姆·罗宾斯的引用——说话晦涩是阅读课给我的后遗症。她说或许八月真的是个去海角或火岛旅游的好月份，可是她的房间热得快着火了，空调却一丝风都没有。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看一看。我还记得她当时看我的眼神——那双冷静的灰色眼眸将我上下打量，我想那样的眼睛大概能看透许多东西。我也记得自己对她的疑问付之一笑：你安全吗？那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不是《洛丽塔》——稍后，有时是在凌晨两点，我倒是会想起《洛丽塔》——而是那部劳伦斯·奥利弗临时起意给达斯汀·霍夫曼做牙科手术的电影，里面，他不停地问后者，安全吗？

我安全得很，我说，我有一年没攻击过妇女了。以前，我一周攻击两三个，不过心理治疗还是起作用了。

这是个挺唐突的玩笑，可我本来就处于无所顾忌的情绪中。一种夏天的情绪。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她伸出手。葆拉·罗伯逊，她说。她伸出的是左手，并不合乎握手的惯例，但黄色的金属小圈正套在那只手的手指上。我认为她是故意的，你怎么想？但她告诉我她有个做进出口生意的老公是以后的事了，是在换我向她寻求帮助的那天。

电梯里，我提醒她别对我期望太高。不过，要是她想找人挖掘纽约征兵暴动的内幕，或是提供天花疫苗发明过程中的有趣轶事，甚至寻找关于电视遥控器之社会影响的名人言论——据我的浅见，电视遥控器是过去五十年最重要的发明——我绝对是不二人选。

那么说你是研究人员了，斯特利先生？站在缓慢而摇晃的电梯里往上升时，她这样问我。

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但并没有告诉她我其实还是个新手，也没有让她叫我斯科特，那样肯定又要吓到她了。我当然也没有告诉她我正在试图忘记有关农业保险的一切。没有对她说，事实上我正在试着忘掉许多事，包括一些人。

你看，或许我正试着忘记，但我还能记住很多。我想，当你刻意去忘记时总是这样，有时是越想忘记反倒记得越清楚。我甚至还记得某位南美小说家——就是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说过的话。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过：婴儿时，我们的第一个胜利来自于抓住世界的一小部分，通常是我们母亲的手指。以后，我们发现，其实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抓住了我们，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是博尔赫斯说的吗？也许是他。也有可能是马尔克斯。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让她的空调再次开始运转，冷气从排风口吹出来时，她立刻高兴起来。我还知道，关于认识倒转、我们终究会意识到是外物在掌控自我的那句话是对的。或许，物把人变成了囚徒——梭罗无疑是这样认为的——可它们也使我们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囚牢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不管梭罗怎么看，我相信这笔交易是合算的。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而现在，我不确定了。

我知道的另外一点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二〇〇二年八月末，离天塌下来一角，将我们的一切永久改变的那场灾难过去不到一年。

斯科特·斯特利爵士披挂他的“好撒马利亚人”甲胄战胜可怕的空调后又过了一周。某天下午，我散步到八十三街的史泰博文具店买了一盒软盘和一令纸。我欠一个人四十页关于宝丽来相机发展——这个故事比你想象得有趣得多——的背景资料。回家后，我发现在门厅通常放置未付账单和未归还图书催缴单的小桌子上，赫然放着一副镜片非常特别的红框太阳镜。我立刻就认出了它，顿时气力全无，浑身瘫软，手中的购物袋一下子掉到地上。我倚在门边，瞪着那副太阳镜，试着平复呼吸。要是身后没有倚靠的东西，我相信自己会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昏倒在地——那类半夜出现吸血鬼的故事。

我被两种相关却不相同的感情同时击中。第一种，类似在做某件永远无法解释的事时知道自己将被捉住的那种可怕的罪恶感。说到这里，我想起十六岁时发生的——或者说差点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妈妈和姐姐去波特兰购物，所以我本该一人在家待到傍晚。我赤身躺在床上，下体裹了姐姐的一条内裤。床上四零八落地撒了很多图片，都是我从车库里找到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很可能是这栋房子的前主人收集的《阁楼》和《画廊》杂志。就在那时，我听到了汽车驶过车道的声音。绝对没错，是她们俩回来了。佩吉染上了流感，路上就开始往车窗外呕吐，所以她们只开到波兰泉就掉头回来了。

我看着眼前的情景：图片扔了一床，衣服丢在地上，左手还有一堆粉红泡沫。我记得力气从身体溜走，虚弱随即取而代之的可怕感觉。妈妈在叫我——“斯科特，斯科特，下来帮我扶一下你姐姐，她病了”——我记得自己想：“完了。我被抓住了。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吧，我被抓住了。以后这辈子只要想到我，她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就会是‘枪手斯科特’。”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求生的欲望总会插一脚，我当时的情况便是如此。也许会被捉个现行，我想，但至少要试着挽救自己的脸面。我把图片和姐姐的内裤扔到床下，手指麻木却速度飞快地套上衣服，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以前看过的一个疯狂的游戏节目《争分夺秒》。

我还记得下楼后，妈妈摸摸我涨红的脸，露出担心的神情。她说：“不会你也生病了吧？”

“有可能。”我心情不错地回答。直到半小时后，我才发现裤子拉链忘了拉了。幸运的是，佩吉和妈妈都没有注意到。若是放在其他场合，她们一定会问我是不是有出售热狗的执照，在我成长的家庭里，此类玩笑是被视为机智的。而那天，她们一个生病了，另一个担心得无暇玩幽默。于是我得以全身而退。

谢天谢地。

八月的公寓里，紧随第一阵情感波澜而来的情绪要简单得多：我认为自己神志不清。因为那副眼镜不可能在那儿。绝对不可能。绝不。

然后，我抬起眼睛，又看到了一件东西，一件我同样确定半小时前离家去史泰博文具店时——我一向是随手锁门的——肯定不在这里的东西。小厨房和起居室之间的角落里出现了一根球棒，从商标上看是H&B牌的。虽然看不到背面，我也知道后面印着什么：理赔调查员。这几个字是用烙铁尖烫上去再涂成深蓝色的。

又一种情绪向我袭来：第三波浪潮，是一种超现实的错愕感。我并不相信鬼魂，可我确信自己当时的样子肯定像是刚刚撞见一个。

我的感觉也像是刚刚见了鬼。的确如此。因为那副眼镜理应消失了，而且消失很久了。克里夫·法雷尔的理赔调查员也是。“棒球对我灰常灰常好”，有时，克里夫会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挥舞球棒一边说，“保险灰常灰常坏。”

我做了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抓起索尼娅·迪亚米克的太阳镜退回到电梯里。我把眼镜举到身前，就像抓着放假一周回家后在地板上发现的某个恶心玩意儿——一块腐烂的食物或被毒死的老鼠什么的。我想起曾和一个叫沃伦·安德森的人谈到过索尼娅。他把所见告诉我时，我心里想，她一定看上去就像自以为还能跳起来找别人要杯可乐。当时我们正在第三大道的布拉尼石酒吧喝酒，距离天塌下来已经过了六周。谈到她之前，我们举杯庆祝自己没死。

那种事情似乎总也难以忘怀，不管你是否想要记得它们。就像一段反复萦绕在你脑中的旋律或一段口水歌。凌晨三点，你起床小解，站在马桶前，头脑只有百分之十清醒，那句话就突然钻了进来：就像自以为还能跳起来找别人要杯可乐。和沃伦的交谈中，他曾经问我是否记得索尼娅那副滑稽的太阳眼镜，我回答说记得。我当然记得。

下了四层楼后，我看见门卫帕德罗站在凉棚下，正与联邦快递的快递员雷夫聊天。帕德罗向来严厉，不让快递在大楼前驻留——他遵循七分钟原则，并有怀表为标准，巡警为帮手——可他跟雷夫关系不错，两人有时会站个二十分钟，头抵在一起聊些纽约城的老派话题。政治？棒球？亨利·大卫·梭罗的福音书？我不知道，也毫不在乎。把文具拿上楼时他们就在，我失魂落魄地下楼来后他们还在。我，斯科特·斯特利发现了现实的微小漏洞，虽然小，却不容忽视。看到他们俩还在就够了。我走上前，抬起握着太阳镜的右手，举到帕德罗眼前。

“你把这东西叫做什么？”我连招呼都不打，直接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他不解地瞪了我一眼才回答：“我为您的粗鲁而吃惊，斯特利先生。”然后低头看着我的手。他长时间没说话，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他什么都没看见，因为本来那东西就不存在。我的手向前伸着，像在玩角色互换，等着他给我小费。我的手中实际上空无一物。一定是这样，必须是这样，因为索尼娅·迪米亚克的太阳镜已经不存在了。索尼娅的滑稽眼镜早就消失了。

“这是太阳镜，斯特利先生，”帕德罗终于开口说，“还能有别的名字吗？要么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快递员雷夫显然对此更有兴趣，从我手中拿过眼镜。看到他拿着眼镜，几乎研究般地打量它，我不由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就像有个人不偏不倚地挠到了你两片肩胛骨间的痒处。他从凉棚中走出来，把眼镜对着太阳，阳光在那两片心形镜片上洒下星星点点的亮光。

“看上去像杰瑞米·艾恩斯演的那部黄片儿里的小女孩戴的。”

听到这句评论，尽管心情沮丧，我还是不由得笑了出来。在纽约，就连快递员都是影评家，这也是这座城市让人热爱的地方之一。

“没错，《洛丽塔》，”我说着把太阳镜拿回来，“只不过心形太阳镜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那版里面的。当时杰瑞米·艾恩斯还在到处晃悠呢。”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在乎。我再次感到头晕目眩……而且不是令人舒服的那种。这次不是。

“那部电影里的变态是谁演的？”雷夫问。

我摇摇头。“我要是现在能想起来才怪了呢。”

“请别介意我实话实说，”帕德罗说，“你看上去很苍白，斯特利先生。你生病了吗？也许是感冒了？”

不，感冒的是我姐姐，我想说。我拿着她的内裤，边看四月小姐的照片边手淫的时候，差二十秒就被逮个正着。可是我没有被逮住。那次没有，9·11也没有。糊弄住你们了，再次逃脱。那天在布拉尼石酒吧，沃伦·安德森告诉我，事发当天上午，幸亏他在三楼停下与一个朋友讨论扬基队的赛况才免于一死。我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什么情况，但从各种灾难中侥幸逃脱似乎已经成了我的特点。

“我没事儿。”我回答帕德罗。虽然不是实话，但知道自己并非是唯一能看到索尼娅的太阳镜的人还是让我稍微好过了些。如果这副太阳镜真的存在于世上，很可能克里夫·法雷尔的H&B球棒也是如此。

“是那副太阳镜吗？”雷夫突然以一种尊敬并随时准备好大吃一惊的口气问，“是第一部《洛丽塔》里面的太阳镜吗？”

“不是。”我说着把镜架折了起来，就在这时，库布里克那部电影里女主演的名字突然冒了出来：苏·莱恩。可到底是谁演的那变态，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只是个便宜货。”

“那么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雷夫又问，“否则你干吗特意跑下来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有人把它放在我的公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