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证人 (第2/5页)

他的脸上飘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微微弯下腰，说：“我想你是个条子，聪明的条子。”

“只是个私家侦探，”我说，“而且不够聪明。别让我的长上唇愚弄你，这是遗传。”

卡纳利的手指攥着椅背上方，用力地握紧。“不要再来这儿，不管是为什么，”他声音非常轻，好像在说梦话，“我不喜欢密探。”

我拿出嘴里的香烟，看了看，再看看他。“我听说刚才你被羞辱了，你倒是很有风度……所以这次我也不计较了。”

那一刻，他脸上呈现出古怪的表情。然后转过身，肩膀摇晃着离开了。为了让脚步放平，他走路时脚往外撇得很厉害。他的步履和他的脸一样，有些沉重。

我站起来，走出白色双层大门，进入阴暗的大厅，取出帽子和大衣穿戴上，接着，穿过另外两扇双层门到达宽阔的走廊，走廊顶部边缘装饰着涡形花纹。空气中飘荡着海雾，屋前风中摇曳的柏树滴着雾水。缓坡柔和地伸向远处的黑暗中，浓雾掩藏了海洋。

我的车停在外面的街上，就在俱乐部对面。我把帽子拉低，无声无息走在长满青苔的车道上，一拐过门廊，我一下僵住了。

一个人在我正前方，拿着一把枪——可是他没看见我。持枪的手耷在身体一侧，紧贴着大衣，手很大显得枪很小。枪管反射出微弱的光线，这光线隐隐约约，好像来自浓雾，又好像是浓雾的一部分。他块头很大，一动不动，身体牢牢地钉在脚跟上。

我轻轻地、慢慢地举起右手，解开大衣最上面的两颗扣子，伸进里面，掏出一把长管点三八，枪管六英寸长。我轻轻将它放进大衣口袋。

前面的家伙动了，他把左手举到脸前，手掌拱起，抽了一口香烟，瞬间的亮光照清了他厚重的下巴，宽大的黑黑的鼻孔，方正的凶狠的鼻子——打手的鼻子。

他丢掉香烟，踩了一脚。一个轻盈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微微响起，我转身时已经迟了。

一个重击，宛如电光一闪，我眼前随即一片黑暗。

4

我醒来时，又冷又湿，头痛欲裂。右耳后面有处瘀伤，没有流血。我被人击昏了。

我站起来，看清自己在两棵被雾打湿的树之间，离车道几码之遥，我的鞋跟上有些烂泥，看来是被人从小径上拖到这里的，但拖得不太远。

我低头摸摸口袋，自然，枪已经不见了，不过不见的不只这一样——随之消失的还有这次经历好玩的念头。

我在大雾里摸索，没找到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人，干脆放弃了。我沿着房子空旷的一边走向一排棕榈树，一盏拱形老式马灯忽明忽暗，嘶嘶作响，这盏灯挂在一个巷口，而我那辆一直用来代步的一九二五年马蒙旅行车停在那儿。我先用一条毛巾擦干座椅，接着启动引擎，吭哧吭哧开上空旷的大街，街道中间满眼是车轮碾过的痕迹。

我从那里开上德卡仁斯大道，这条街是奥林达的主干道，它的名字用以纪念很久以前卡纳斯居住地的建造者。没走多久，出现了城镇、高楼、死气沉沉的商店、安着夜用门铃服务的加油站……最后是一家还在营业的杂货店。

一辆精心装饰的轿车停在店前，我把车停在它后面。我下了车，看见一个没戴帽子的人坐在柜台边，和一个穿蓝罩衫的店员相谈甚欢。他们似乎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我正要走进去，又停住脚步，再看了一眼那辆打扮俏丽的轿车。

这是一辆别克，颜色在白天看应该是尼罗绿。有两盏探照灯，前面挡泥板黏着细镍棒，上面突出两盏小小的蛋形琥珀灯。司机座椅那边的窗户被摇下了。我回到马蒙那儿，拿出手电筒，头伸进别克，扭开驾照盒，把手电筒探进去照了一下，然后关掉。

车子登记的是卢·哈格的名字。

我收起手电筒，走进杂货店。店里一边摆着酒架。穿蓝罩衫的店员卖了我一品脱的加拿大黑麦酒。我拿到柜台打开。柜台前摆了十个位子，但我坐在了那位没戴帽子的人旁边。他开始在店面的镜子里非常仔细地打量我。

我叫了一杯七分满的纯咖啡，加上很多黑麦酒；一口喝下，等上一分钟，暖暖身子。然后我上下打量了这位不戴帽子的人一通。

他大概二十八岁，上身有些瘦削，一张健康的红脸，相当诚实的眼睛，双手很脏，看起来不像赚什么大钱的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绲边金属扣的外套，裤子很不搭。

我满不在乎地低声说：“外面是你的车？”

他非常安静地坐着，嘴唇抿紧，镜子里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身上。

“我兄弟的。”他过了一会儿说。

我说：“要喝一杯吗？……你兄弟是我的老朋友。”

他缓缓地点个头，打了一下嗝，慢慢地抬起手，终于抓起酒瓶，往凝固的咖啡里倒了些酒。他一口喝下。然后我看着他挖出一包揉皱的香烟，塞一根到嘴里，在柜台上擦亮一根火柴——用拇指指甲夹着点烟，点了两次都没点着——故作冷静地猛吸了一口。

我把头偏过去，平淡地说：“没必要自找麻烦。”

他说：“是吗……怎——怎么回事？”

店员朝我们走过来，我又要了些咖啡。咖啡送来后，我一直盯着店员，直到他离开，背对着我们，站到展示的橱窗前。我又往第二杯咖啡里掺了酒，喝了一些。我看着店员的后背，说：“那辆车子的主人没有兄弟。”

他强装镇定，但还是转过头来。“你认为那是赃车吗？”

“不是。”

“你不认为那是赃车？”

“是的。我只是想要知道故事。”

“你是警探？”

“嗯哼——不过不是敲竹杠，请你放心。”

他拼命抽着烟，在空杯里搅动汤匙。

“我不能为这件事丢饭碗，”他缓缓地说，“可是我需要挣这一百块钱。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猜到了。”

他一脸惊讶，转过头盯着我看。“再喝一杯，我们好好谈谈，”我说，“偷车贼不会把车停在大街上，然后坐在杂货店里。”

店员从窗边回来，在我们附近转悠，拿起抹布忙着擦咖啡壶。一阵铅似的沉默降临。店员放下抹布，走到店后面的隔间里，开始响亮地吹着口哨。

我旁边的人又倒了些威士忌，明智地对我点头，“听着——我载着一个客人出来，我一直等的就是他。这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着别克过来，那男的给我一百块换我的帽子，要把我的车开进城，让我在这里混一个小时，然后开他的车到陶恩大道的卡利龙饭店，我的车子会在那边等我。他给了我一百块。”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说他们去了一家赌场，运气很好。他们害怕进城时被抢，觉得赌场总是有人虎视眈眈，想分一杯羹。”

我拿了他一根烟，用手指捋直，“我相信你。能看看你的执照吗？”

他把执照递给我。他名叫汤姆·史耐德，是绿顶小客车公司的司机。我把酒瓶盖好，放进口袋，丢了半美元在柜台上。

店员走过来找零钱，他好奇得要命。

“走吧！汤姆，”我在他前面说，“去找你的出租车。我想你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我们走出去。我让别克带路，甩开奥林达零落的街灯，穿过一串海滨小镇。许多小屋建在靠海的沙土上，大点的屋子则建在后面的山坡上。灯火此起彼落。轮胎在湿润的混凝土上歌唱，别克的小琥珀灯在转弯处对我眨眼。

到了西锡马龙我们转向内陆，轧轧地穿过运河市，到了圣安吉罗运河。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陶恩大道五六四〇号，那正是卡利龙饭店的地址。这是一栋很大，随意铺着板岩顶板的建筑，有地下车库，前院的喷泉在夜晚装点着淡绿色的灯。

绿顶出租车四六九号停在对街阴暗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人曾经在车里开过枪。史耐德在驾驶室里找到他的帽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方向盘后面。

“没我事了吧？可以走了吗？”他的声音如释重负。

我告诉他没什么事了，还给了他我的名片。他转离街角时是一点十二分。我爬进别克，开下车库的缓坡，交给一个正慢条斯理擦车的黑人，独自绕道走向大厅。

那儿的职员是一位苦行僧模样的年轻人，他正就着电话总台的灯光阅读《加州受理上诉决议》。他说卢不在，他十一点上班后就没见人影。经过一番短暂的争执，诸如时间太晚啦，我的探访太重要啊，他终于打电话到了卢的房间，可是没人接听。

我走出去，在我的马蒙里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根烟，喝了几口酒。然后走回卡利龙，在电话亭里拨了电话给《电讯》，请他们接市政组找冯·白林。

当我报出姓名时，他大呼小叫起来，“你还到处游荡？简直是件奇闻。我以为廷南的朋友早就把你撂倒，丢到荒郊野外去了。”

我说：“省省吧，听我说，行吗？你听说过一个叫卢·哈格的人吗？是个赌徒。一个月前他的住处被突击，关门了。”

白林说他本人不认识卢，但知道他是什么来头。

“你们那里有谁知道他的底细？”

他想了一下，说：“这里有一个家伙叫杰瑞·克劳斯的，是个夜生活专家。你想打听什么？”

“他会去哪边庆祝？”然后我向他透露了部分故事，说的不多。我隐瞒了我被打昏和出租车的那些插曲，“他没回饭店，我一定要找到他才行。”

“嗯，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不是他的狐朋狗党。”我严肃地说。

白林大叫某人接电话，然后小声地，紧贴话筒对我说：“快说，小子，有话快说。”

“好吧！可是这些话是说给你听，不是给你的报纸听，知道了吗？我在卡纳利的场子外面被打昏，枪也丢了。卢和他的女人中途换了辆出租车，然后不见了。我不太喜欢这一套。卢的荷包里有那么多银子，我看他还没醉到满街乱跑的地步。即便他要胡闹，那女人也不会同意，她一脸现实相。”

“我来想想办法，”白林说，“不过听起来没多大指望。我再打电话给你。”

我告诉他我住在梅利特广场，以防他忘了；然后出门，又坐上马蒙，开车回家。到了家，我拿热毛巾敷在脑袋上十五分钟，然后换上睡衣休息，喝了热威士忌加柠檬，不时打电话到卡利龙询问情况。两点半时，白林打电话来说没找到人。卢没被逮捕，不在医院急诊室，也没出现在克劳斯能想到的俱乐部里。

三点钟时，我最后一次打电话到卡利龙。然后关灯睡觉。

早上还是一样。我想办法去找那个红发女郎。电话簿上有二十八个人名叫葛林，其中三个是女人。一个没人接，别外两个向我保证她们没有红头发，其中一个还想让我亲眼看看。

我刮完胡子，洗澡，吃早饭，下了山走三条街去康德大楼。

葛林小姐正坐在我小小的接待室里。

5

我打开另一扇门，她走进去，坐在前一天下午卢坐过的椅子上。我打开几扇窗户，锁上接待室外面的门，替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她夹在左手上的香烟，那只手没戴手套和戒指。

她穿着格子衬衫和褶裙，外加一件宽松的大衣。戴着的那顶太紧的帽子已经跟不上潮流，说明她潦倒过一阵。这顶帽子完全遮盖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化妆，看起来大约三十岁，一脸倦容。

她抓着香烟的手稳稳当当，但另一只手仍提防着。我坐下来等她开口。

她盯着我身后的墙壁，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把烟斗装好烟草，抽了一分钟。然后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通往走廊的门边，拿起从门缝塞进来的两封信。

我又坐回桌边，看看信，其中一封看了两遍，仿佛屋子中只有我一个人。我看信时，一直都没正眼看她或对她说话，不过我还是注意着她的。她看起来好像正为某事紧张。

后来她终于动了。她打开名牌黑色大皮包，拿出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拿掉橡皮筋；双手掌心捧着信封，头往后斜仰，嘴角冒出灰色的烟雾。

她缓缓地说：“卢说如果我遇到麻烦，就来找你。我现在遇到大麻烦了。”

我盯着马尼拉纸信封。“卢是我相当好的朋友。合理的范围之内，我愿意替他做任何事。但有些事情不合理——例如昨天晚上。那不表示卢和我向来都玩同一种游戏。”

她把香烟丢进玻璃碗的烟灰缸里，任由它冒烟。她的眼睛里忽然燃起黑色火焰，紧接着又熄灭了。

“卢死了。”她以单调的声音说。

我伸手抓起一支铅笔，戳着燃着的烟蒂，一直到它不再冒烟。

她继续说：“卡纳利的两个手下在我的公寓杀了他——一枪毙命，用一把看起来像我的小枪。后来我找枪时，已经不见了。我整晚和他在一起，和他的尸体……我不得不如此……”

她忽然发作起来，眼睛上翻，头垂下来撞到桌子，趴着一动不动，马尼拉纸信封落在松开的手前。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倒了一杯没掺水的酒，绕过去，托着她的头扶回椅子上，把杯缘紧贴在她嘴唇上——力气大得足以叫她觉得痛。她挣扎着吞了下去。一些酒顺着她的下巴流下来，但她的眼睛渐渐恢复了生机。

我把威士忌留在她面前，又坐下来。信封的封口开了一些，我可以看到里面的现金，一沓一沓的现金。

她开始用梦呓般的声音对我说话。

“我们从出纳那里拿了所有的大钞，装成这样一包。信封里有两万两千。我还留下几百块钱零头。”

“卢很担心。他认为卡纳利很容易就能逮到我们。你可能跟在后面，但未必有什么办法。”

我说：“卡纳利在众目睽睽之下输钱，那是好广告——虽然很心疼。”

她继续说下去，俨然我没开过口似的。“回到城里之前，我们看见一个出租车司机坐在车里，卢想到一个主意，他给了司机一百块大钞，换自己开出租车到圣安吉罗，过一些时候司机再把别克开回旅馆。那家伙答应了，我们就到另一条街换车。很抱歉把你甩了，但卢说你不会介意。反正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谢你。”

“卢没进他的饭店。我们搭了另一辆出租车到我家。我住在荷巴道，南敏特八百街区。那个地方前台不会盘问你。我们上去到我的公寓，开了灯，两个蒙面的家伙从客厅和餐厅之间的墙后面走出来。一个很瘦小，另一个很魁梧，面具下面的下巴像架子似的突出来。卢错误地出手，大个儿立刻向他开枪。枪只是啪地一响，声音不是太大。卢躺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

我说：“可能是这些人把我打昏了。我还没告诉你这件事。”

她好像也没听到这句。她的脸很苍白、很镇静，像石膏一样没有表情，“我看我最好再喝一点酒。”她说。

我替我们两人倒了两杯酒。喝了酒，她继续说：“他们搜我们身，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放在身上。我们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将现金称重并寄到了一家邮局。他们早已搜遍公寓，我们刚进屋，所以没时间藏东西。大个儿用拳头把我打昏。等我醒来，他们已经走了，只剩下我和死在地上的卢。”

她指指下巴角。那里是有点痕迹，但不明显。我在椅子上动了动，说：“他们在路上一定走在了你们前面。聪明的人应该会看看路上的出租车。他们怎么知道去哪里？”

“这我也想了一整夜，”葛林小姐说，“卡纳利知道我住在哪里。他曾经跟踪过我回家，要我听他的。”

“嗯，”我说，“但是他们为什么到你那儿，他们怎么进去的？”

“那不困难。窗户下有突出的壁檐，沿着走可以通往消防通道。他们可能派其他人去守着卢住的饭店。我们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但没想到他们也知道我的住处。”

“余下的统统说给我听。”我说。

“钱是寄给我的，”葛林小姐解释说，“卢是个好人，可是女人总要保护自己。所以我才必须留在那里，守着死在地板上的卢。等钱寄到，我才过来这里。”

我站起来，看着窗外。一个胖女人在院子对面的楼里敲着打字机。我听得到咔嗒的声音。我又坐下，盯着我的大拇指。

“他们把枪藏起来了吗？”我问。

“除非在他身下，我没看那里。”

“他们太轻易放过你了，也许根本不是卡纳利。卢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她安静地摇摇头。眼睛现在是瓦蓝色的，若有所思的神情代替了那种茫然的凝视。

“好，”我说，“那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她稍微眯了一下眼，然后伸出一只手，缓缓地把鼓鼓的信封推过桌子。

“我不是小孩子，我也正处在困境。但我也不会独吞。一半的钱归我，我要这笔钱而且能干干净净地逃走，只要一半就行。昨晚如果我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一定会逼我交出来……我想卢会希望把他的一半给你，只是你必须陪我一起玩。”

“对一个私家侦探而言，这可是一大笔钱，葛林小姐，”我疲倦地笑着说，“昨天晚上你没打电话给警察，是对你比较不利的做法。不过就像俗话说的，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答案。我最好过去那里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有的话。”

她迅速向前探出身子说：“那你会保管这些钱了？……你敢吗？”

“当然。我这就下楼，把钱放在保险箱里。你可以拿一把钥匙——我们以后再谈分钱的事。我想如果卡纳利得知必须来找我，一定很有趣，如果你躲在我朋友的小旅馆里，那就更有趣了——至少要让我四处查探一下才行。”

她点点头。我戴上帽子，把信封塞进皮带里。出去前，我告诉她如果她觉得紧张，左手边的最上一层抽屉里有枪。

我回来时看她好像动都没动。但她说已经打电话给卡纳利，给他留了个她认为他会明白的口信。

我们绕了很多弯路才到洛林公寓——位于布兰特和C大道转角处。一路上没有人对我们开枪。据我所知，也没有人跟踪。

我和杰姆·度雷握手，他是洛林公寓白班的职员。我掌心塞过一张折好的二十元钞票，他把手放进口袋里，说很乐意看到“汤普森小姐”不受打扰。

于是我便离开了。午间的报纸没有报道荷巴道上的卢·哈格的消息。

6

荷巴道其实是整个街区公寓建筑中的一栋，共有六层楼高，前面被漆成浅黄色。整条街两边都停了很多车。我缓缓地开过去，仔细查看。整个街区看起来不像因为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而骚乱过的样子。一切都很平静，天气晴朗，停放的车子也很安详，好像回家的感觉。

我绕到一条两边钉着高高木板围墙的巷子，许多凹进去的地方随便搭着车库。我停在一个写有“出租房屋”的牌子旁边，从两个垃圾桶中间走进荷巴道的混凝土院子，院子沿街。一个男人正把高尔夫球杆放进两门车的后座。大厅里一个菲律宾人拖着吸尘器在吸地毯，一个黝黑的犹太女人在电话总台上写着什么。

我乘自动电梯上去，慢慢沿着长廊来到左边的最后一扇门前。我敲敲门，没有回音，又敲了一次，还是没有，于是用葛林小姐的钥匙开门进去。

没有人死在地板上。

我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这面镜子位于一张壁床的背面。穿过房间，从窗户向下看，下面的壁檐从前是墙顶，往前接通防火梯。瞎子都可以走过来。但梯子上落满灰尘，上面并没有什么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