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2/5页)

让-皮埃尔开始打包。次日清早还要在科巴克坐诊。科巴克距此有六七英里的山路，途中他还有约要赴。

那个五岁孩子的哭声为山洞里带入一丝旧日的氛围。仿佛是旧玩具的气味，或是某道奇异的光线，促使你揉搓双眼。让-皮埃尔隐约感到有些恍惚。他看到孩童时所见过的人不断从眼前闪过，他们的脸孔与周围的事物重叠在一起，仿佛一架偏离了的放映机，将电影的画面打在了观众的后背，而非银幕之上。他看到自己的启蒙老师——带着钢框眼镜的麦迪生小姐；还有雅克·勒方丹，因为被叫作骗子而把让-皮埃尔打得鼻子流血；他看到纤瘦的母亲，一身不合适的衣装，总是心神不定；他尤其看到父亲，一个高大结实的愤怒壮汉站在禁区之外。

让-皮埃尔努力集中精神，整理去科巴克可能需要的器械和药品。他装了一烧瓶的纯净水，准备出门喝，当地村民会提供吃食。

他将行装拿到外面，驮在脾气暴躁的老母马背上——这就是他此类远行的脚力。这头牲口可以走上一整天的直线，就是不愿意拐弯儿，因此简叫它“麦琪”<a id="z9" href="#z9">^【9】</a>，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同名。

让-皮埃尔整装待发。他回到山洞，亲了亲简柔软的嘴唇。他刚要转身离开，法拉抱着香塔尔走进来。孩子在哭闹。简立即解开衬衣口子，把乳头送到孩子嘴边。让-皮埃尔摸摸孩子粉嫩的脸蛋说道：“祝你好胃口。”接着转身出门。

他牵着麦琪一路下山，来到荒芜的村庄，一路沿河堤向西南而行。烈日之下他快步前行，不知疲倦，对此他早就习以为常。

医生的伪装已甩在身后，想到马上要赴约，他不由得开始紧张。安纳托利会去吗？他有可能被耽搁了，甚至有可能被擒。如果被抓到，他会交代吗？他会因为不堪折磨而出卖让-皮埃尔吗？会有一群残酷成性的游击队员埋伏在约见地点，等着他掉进圈套，好报仇雪恨吗？

尽管他们富于诗情，信仰虔诚，这些阿富汗人终究是蛮族。这个国家最盛行的运动是“马背叼羊”，这种运动既危险又血腥：一具无头的小牛尸体陈于场地中央，对抗双方骑马列队各站一方。一声来复枪响，一众人马纷纷奔向牛尸。竞技的目标在于抢到尸体，将其驮到约一英里之外的预定地点，再将其带回场地，途中尽量不让任何对手抢到分毫。当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抢得四分五裂时——事实上往往如此——便将由裁判判定哪一方夺得的部分更多、更大。去年冬天，让-皮埃尔恰好碰上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地点就在五狮谷的罗卡镇。看了几分钟，让-皮埃尔才意识到：比赛双方所争抢的并不是什么小牛尸体，而是人，一个一息尚存的大活人。他对此反感到了极致，甚至试图阻止比赛，有人告诉他那个倒霉蛋是个苏联士兵，仿佛这样的解释便足够一般。此后玩家们便不再理会让-皮埃尔，五十个骑手个个玩兴正酣，都想在这场野蛮游戏中一展身手，他根本无法引起任何人注意。让-皮埃尔没有留下来眼看着那个人丧命，也许他应该留下。因为每一次他担心自己暴露时，那个苏联人的惨状便浮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无助的神情、涌出的鲜血、四分五裂的躯体……

过去的感觉依然如影随形。一路上，他看着岩沟卡其色的石墙，童年的景象与被游击队捉到的噩梦交织在一起。最早的记忆便是关于那场审判，以及爸爸被判入狱时内心强烈的愤怒与不公感。当时的他还不怎么认字，不过还是能从报纸的标题上辨认出爸爸的名字。那时的他应该是四岁，这样的年纪，他并不理解“反抗组织”英雄的意义何在。他知道父亲是共产主义者，父亲的朋友们也都是：牧师、鞋匠以及在村里邮局坐柜台的男人；然而让-皮埃尔一直以为，大家之所以管父亲叫“红色罗朗德”是因为他发红的脸膛。当父亲被判叛国而坐牢五年，他们告诉让-皮埃尔这肯定与阿卜杜尔舅舅有关。阿卜杜尔是个有着棕色皮肤的凶恶男人，在让-皮埃尔家待了好几个星期，他是FLN（“民族解放战线”）的人。可当时的让-皮埃尔并不懂得FLN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大象什么的。他始终明白并且相信的只有一点：警察很残酷，法官很狡诈，人民大众都被报纸所欺骗。

一年年过去，他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煎熬感愈来愈深，他的愤怒也随之加剧。上学时其他的男同学都说他爸爸是卖国贼。他说恰恰相反，父亲勇敢地抗争，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可是没人相信他。他和母亲搬到另外一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不过还是被邻居知道了身份，他们纷纷告诫自家的孩子不要跟让-皮埃尔一起玩。最糟糕的还是探监。父亲的变化很明显，他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病态越来越明显；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他成为阶下囚，穿着邋遢的囚服，被人吆来喝去，战战兢兢，开口闭口管那些拿着警棍横行的恶霸叫“长官”。不一会儿，监狱的气味开始叫让-皮埃尔觉得恶心，一进门就想呕吐；而母亲也不再带他去探监。

直到父亲刑满出狱，让-皮埃尔才得以与他深谈，并且终于了解了全部。他终于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当中的种种不公比他想象的还要不堪。在德国人入侵法国后，法国共产党人早已在监狱里组织起来，并在“反抗运动”中起到了领军作用。战争结束后，父亲继续坚持与右翼专制进行抗争。那时阿尔及利亚已经变成法国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惨遭压迫与剥削，但依然勇敢为自由而战。年轻的法国人被强行征召入伍，被迫参与到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残酷战争中。在此期间，法国军队所犯下的暴行甚至让很多人联想到当年纳粹的行径。而那个总令让-皮埃尔联想到动物园脏兮兮大象的FLN其实是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的缩写。

让-皮埃尔的父亲是联名请愿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21位知名人士之一。当时的法国在打仗，此次请愿被说成是阴谋煽动，因为很可能被理解为鼓励法国士兵临阵脱逃。然而爸爸远没有止步于此：他在箱子里装满了从法国人那里筹集到支持解放战线的捐款，带着它穿越边界到了瑞士，并将这笔钱存进银行；也是他为阿卜杜尔舅舅提供了避难所，所谓的“舅舅”其实丝毫没有血缘关系，而是被法国国土情报监测部——也就是秘密警察所通缉的阿尔及利亚人。

父亲向让-皮埃尔解释，这些跟他在对抗纳粹的战斗中所做的事情并无二致。他还在做着同样的斗争。那时，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德国人，正如现在真正的敌人也不是法国人民：真正的敌人是资本家，是财产的所有者，是富人阶级和特权阶级，是那些可以不择手段以维护自身地位的当权者。这些人手握大权，几乎掌控者半个世界——尽管如此，饱受压迫的穷苦大众仍有着一线生机。因为，在莫斯科，当家做主的正是人民，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工人阶级都在向苏联寻求帮助、指导与启发，为自由而战。

随着让-皮埃尔渐渐长大，这幅理想的图景也渐渐变得暗淡，他发现，苏联并非是劳动者的天堂。然而，这并没有令他改变根本的信仰。他依旧坚信，在莫斯科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希望，也是战胜狡诈法官、无良警察和报纸的唯一方法，就是它们残酷地背叛了他的爸爸。

父亲成功地将火炬传递到儿子的手上。他仿佛之前就已知晓一般，身体情况很快便走向恶化。他脸上再也没有之前的红晕。他不再参加示威游行、组织募捐舞会，也不再写信给当地报章。他承担了一系列较为轻松的文员工作。当然，父亲是党员，也参加了工会，但并未重新担任委员会主席，也不再负责会议记录、准备日程。他依旧下下象棋，同牧师、鞋匠和管村里邮局的男人喝点茴香酒。曾几何时，他们聚在一起热烈地商讨时局政事；而如今，这种讨论已经变得暗淡无趣，仿佛他们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那场革命被无限期推后一般。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让-皮埃尔这才知道，原来父亲在监狱里便感染了肺结核，而且一直没有康复。他们夺走了他的自由，瓦解了他的意志，同时也毁了他的健康。最糟糕的是，他们给他贴上了叛国者的标签。他是个英雄，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自己的同胞，最终却被判叛国罪而含恨辞世。

他们会后悔的，爸爸。如果他们知道我正在实施的报复，他们一定会后悔的，让-皮埃尔想着，一边牵着那头瘦骨嶙峋的母马上了山坡。正是有了我所提供的情报，这里的共产党才得以掐断了马苏德的供给线，让他去年冬天无法积存武器弹药。今年夏天，他无法发动针对空军基地、发电站和公路供给卡车的袭击，只能苦于抵抗政府对其领地的袭击。爸爸，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令这些野蛮人几乎无计可施。他们还妄想着将这个国家带回到过去落后而黑暗的蛮荒时代，用伊斯兰教的迷信思想统治这方土地。

当然，仅仅掐断马苏德的供给线还远远不够。他已经是一个领袖人物。再者，此人有着足够的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可以从反抗军领袖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的总统，是一位铁托、戴高乐和穆加贝一般的人物。解除他的力量还不够，这样的人必须摧毁——必须被苏联人控制，无论死活。

问题在于，马苏德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转移，如同林中的野鹿，突然在草丛中露个头，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让-皮埃尔很有耐心，苏联人也是如此：迟早有一天，让-皮埃尔可以确切掌握马苏德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动向——兴许是受了伤，或者是计划参加某场葬礼——到了那时，让-皮埃尔则会用他的无线电发出一条特殊的代码，猎鹰捕食的机会就会到来。

他真希望能将自己在阿富汗的真正意图告诉简，甚至也许能说服她，让她看到这其中的正义之所在。他要向妻子说明：他们的医疗工作起不到半点作用，因为帮助反抗军只会延长当地人的痛苦，让他们继续生活在贫穷与无知当中；同时又阻止苏联击中这个腐朽国家的要害，在挣扎与惨叫中将它带入20世纪。简也许能够理解。然而，他本能地意识到，简不会原谅他一直以来如此欺骗自己，她会变得怒不可遏。让-皮埃尔能够想象那样的简：她骄傲，绝不屈就，不走回头路。她会马上离开自己，就像当初离开埃利斯·塞勒一般。连续被两个男人用同样的方法骗得团团转，她一定会怒上加怒。

因为害怕失去她，让-皮埃尔值得继续骗下去，如同站在悬崖边，在恐惧中动弹不得。

当然，简已经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有时妻子看自己的眼神证明了这一点。但她以为是婚姻中出现了问题，这一点他能肯定——简并没有意识到，丈夫的整个人生都处在一个巨大的伪装之中。

想做到绝对安全并不可能，他尽可能做到小心谨慎，不让简或其他任何人发现。每次使用无线电时，他都是使用暗码进行通话。这并非是要提防反抗军的监听——他们并没有无线电设备，要提防的是阿富汗军方。阿富汗军队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人物，以至于军队对于马苏德来说毫无秘密可言。让-皮埃尔的无线电收发器很小，可以藏在医药箱的活底里面；不带包的时候，装置可以藏在衬衣或者背心的口袋中。这台无线电的缺点在于，其电力只能够支持简短的通话。要想记下运输路线和时间的完整信息，发报会相当耗时——更别说是使用暗码。这需要无线电，以及一个更大的电池组。让-皮埃尔和勒布隆德先生决定还是不这样做。让-皮埃尔也只能面见联络人来传递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