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南警察局刑警支队 清水彻之的话 (第2/5页)

是的，你没有听错，她打的是报警电话，不是急救电话。

关于这一点，驱车赶来的警察也问她了。她回答说，从五层楼高的公寓掉下去，肯定没救了，她在上面看到女儿歪着脖子，知道女儿已经死了。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与其说郁江是冷静，不如说她不像个做妈妈的……以前，她做过护士，估计是见惯了交通事故之类的死伤者吧。

但是，这位母亲表现得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从打报警电话，到女儿的遗体被运走，她一直声称自己的女儿是被人害死的。

她说的被人杀害，可不是指被谁从阳台上推下去了。她认为是房东忽略了阳台护栏的损坏，亚矢名才死了的。她怒气冲冲地说，要我们把房东抓起来，还要以杀人罪起诉她。

她哭红了双眼，还不时抽泣着：“你们当下要紧的是仔细调查，留证据，拍照片，离我的女儿远点儿！”不过，能看出来她对阳台的扶手很是在意。又说，“要是等到了第二天房东过来动些手脚的话，证据很有可能就没有了。”

至于阳台的扶手，我之前也说过，因为扶手和栏杆处的螺丝缺失，体重施加到扶手上时，栏杆在一瞬间就散架了。不用说，这肯定是人祸。但是，作为刑事案件，该追究谁的责任，这可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从案件发生当初，她妈妈郁江就一直说是房东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杀人罪暂且不谈，以“过失致死罪”和“业务上过失致死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倒还真有不少先例。但是，像忘记拧紧栏杆的螺丝，这种因施工的过失需要追究施工方责任的，则要另当别论了。当然，必须得拿出证据来才行。如果嫌疑人是房东的话，该依据什么法律条文呢？

确实，作为房屋出租人的房东，有给承租人提供安全可靠的住宅的义务。比如说，房东在明知房屋施工过程中有偷工减料的行为，在知道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前提下，仍出租给别人的，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什么好辩驳的。不过，如果房东不知道的情况呢？民事纠纷的话，出租房屋的设备存在安全隐患造成承租人损失的，法律规定房东有损害赔偿的义务。但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房东，也并不能完全掌握出租房屋的情况吧，一般来说，都会相信施工方的。而且从肉眼上来看，根本发现不了螺丝有明显的危险隐患。房东忽略了阳台扶手螺丝的缺失情况，把房屋出租给别人的，应不应该追究刑法中规定的过失责任，这在司法实务上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的。

而且说到底，在那起案件中，螺丝是什么时候、怎么没的根本没人知道。说得更清楚一些的话，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房屋租赁合同生效之前，螺丝就已经掉落了的，才能追究房东的责任。北川一家虽然才搬来“西潮南高地”不到一个礼拜，但是螺丝在这一周之内里掉落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就是绝对没有的。

是的。之前的承租人走了之后，房东小野田和不动产公司的老板来确认情况。由于房间被之前的租客弄得乱七八糟的，他们一起做了大扫除，把内部重新装修了一遍，还换了新的日式隔窗门。但是，因为阳台护栏看起来不像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没有特地去做强度测试。

当然，那个护栏本来就已经很老旧了。在案发之后的搜查中，不论是阳台还是楼下的地面上，都没有发现固定扶手的螺丝。所以，事实上，栏杆的螺丝很有可能是在案发之前就没有了的。

嗯，案发现场的阳台护栏，除了损坏的部分之外，都完好无损。我们也调查了“西潮南高地”的其他房间，都没有发现阳台护栏螺丝缺失的情况。

在民事诉讼中，因为实际的损害已经产生，法官会推定阳台的扶手事先存在缺陷。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是要承担百分之百的举证责任的。因此，我们劝北川郁江放弃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说，郁江都是坚持要我们逮捕和起诉房东。我们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提出控告书之后她还不放心，连着好多天跑来我们警察局。

本来我们把她赶走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应该知道，近些年来警察组织被曝光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媒体就全都争先恐后地报道。“被害者家属的诉求，警察竟然置之不理”这样的新闻标题要是出来了的话……所以，尽管她三番五次的很烦人，我们也不敢怠慢。

郁江还特地去到房东小野田佐和的住处，每天晚上都在她楼下反复喊着“我女儿是被你杀的，还我女儿”，以示抗议。被郁江认为是加害者的小野田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到警察局向我们哭诉求助。

即使是被害者，如果一天打少则几十通，多则上百通骚扰电话威胁别人，或者像右翼团体的激进分子那样，拿着扩音器在别人家门口大喊大叫的行为，确实是违法行为。但是，像郁江这种每天只打两三次电话，晚上去别人家门前喊叫泄恨的，确实不好处置。我觉得，郁江这个女人像是很有经验一样，她想通过持久战把房东的精神搞垮。

最后，北川撤回了对房东的诉讼请求，与小野田私下和解了。

和解的内容吗？榊原你应该知道的，警察对民事案件是不介入的。我不清楚他们谈了些什么条件。不过，房东小野田似乎让步了非常多，几乎是任由郁江漫天要价。

普通的交通事故，如果像这个案子里的受害者一样，是刚过十八岁准备上大学的孩子的话，赔偿标准大概是死亡抚慰金两千万到两千四百万日元、损害赔偿金四千万日元，加在一起的话要超过六千万日元了。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再算上丧葬费，考虑加害人是否存在过失的前提……话虽如此，小野田最终支付给郁江的赔偿金好像超过了一亿日元。

作为警察，我建议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律师坐下来谈谈。不过，郁江却回我说，她没钱请律师。小野田虽然是个有钱人，但是，郁江威胁她“要是你敢找律师和我打官司，那我也和你干到底，咱们之间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性，我陪你告到最高法院去！从今往后的这后半辈子，我都要背着我女儿的怨灵，到死都不会放过你。你做好觉悟吧”。被郁江这样恐吓，小野田也害怕了。

每天都被受害者的母亲用这样的话威胁苛责，任谁都会精神崩溃。特别是像小野田佐和这样的独居老人，她被逼得已经神经衰弱了。如果能用钱来解决的话，她肯定希望能尽早从这种被折磨的苦痛中解脱出来。除了这个“西潮南高地”，她还有两三间出租公寓，把那些公寓卖了之后，总算凑够了给郁江的赔偿金。

由于被郁江严重警告，小野田到最后都没有聘请律师。不过，自己一个人的话，她觉得还是心里不踏实，所以后来去和不动产中介的老板商量了一下。老板告诉她必须要让郁江把放弃诉讼作为对等的条件，否则就不同意和解。和解顺利结束之后，小野田总算能睡一个安稳觉了。那晚，她忍不住哭了。作为警察，看到这个麻烦的案子终于告一段落，我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有蹊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是的。和解的时候，为了能使己方占上风，很多当事人都会用“起诉”或者“不起诉”作为谈判的条件。对于警察来说，虽然有民事案件不介入的原则性规定，但是如果案件有涉及刑事的内容，那么警察就必须受理起诉。即使是民事案件中那些厚着脸皮三番五次否认、反悔的人，也肯定不愿意接受警察的审讯。因此，受害方要是想尽快逼迫加害方达成和解的话，越快提起刑事诉讼效果越好。

所以，我也不是想否定把起诉作为条件，用在和解谈判中的这种做法。在这个案件中，我觉得我们警察完全是被那个女人给利用了。要是房东请了律师，按照流程走民事诉讼的话，肯定不会赔那么多钱给那个女人。我话说得难听点，那个女人就是用起诉作为幌子，在强行夺取房东的钱财吧。

不过，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郁江的心情。毕竟在三个孩子里，死去的长女是唯一可靠的，剩下的那两个都是不折不扣的啃老族。她对未来的恐惧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即便不是那样，父母也会觉得死去的孩子是最好的。以前，我办过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害者的父母二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被撞死的孩子是自己这几个孩子里最优秀的。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想用自己其他的孩子来替他去死。我听到这话时真的惊呆了。手心手背都是肉，那几个孩子要是听到了自己爸妈这么说，该多伤心啊。

郁江不愧是郁江，虽然没说想让由纪名替亚矢名去死，不过还是直夸说亚矢名是个成绩优秀又孝顺的好孩子。还一直说“那个孩子死了，我以后可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