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恶魔”归位 (第2/5页)

有了乔乔当左膀右臂，康斯坦特开始在城乡大肆设点。FRAPH成员会获得特殊的身份卡和机枪。跟之前的“背包叔叔”一样，他们集地方头目、特务间谍、敲诈勒索者、民兵、政治干部于一身。但是，他们的核心职能是作为正规军的延伸。一份美国情报机关的报告称，它是残暴的“力量倍增器”，让军政府能够在谋杀行动中撇清自己，这是任何审慎的政府都想要的。“FRAPH的意志就是秩序，”突袭港口后不久，康斯坦特宣布，“全国都必须对我们予取予求。”

“割头皮”

到了晚上，越来越多的武装团伙开始四处游荡，搜寻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人们相信他们是FRAPH、警方、军方的人，或者兼而有之，但他们一般会小心地戴上兜帽，或穿上女人的衣服来伪装自己（这是当年“背包叔叔”的特色）。他们拿着拆轮胎棒、M16步枪、乌兹冲锋枪、手枪、砍刀、斧头和普遍认为能致死的“伏都魔粉”。他们会闯进民宅，把政敌带走。“我发现自己生活在畜生当中，”一名被武装团伙投入监牢的阿里斯蒂德支持者对人权观察员说，“一开始他们戏弄我，拿出枪来说我要没命了。后来，他们带我去了一间小拷问室，里面有一张小床……他们拿警棍的尾部打我，一个接一个地打。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我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在牢房里，里面还有另一个男人。地上血流成河，其中有些是我自己的。”

1994年，经过广泛调查，美洲国家间组织/联合国国际民间特派团发布报告称：“每次的情况基本相同。武装人员，一般是军方或FRAPH成员，强行闯入意图抓捕的政治活动家家中。”如果人不在，闯入者就会打他的妻子、姐妹或女儿。“一个人抓着我的双手，把我带去了正门口，”一名女性对人权观察组织说道，“他让我趴下。他说，‘不趴下就把你脑袋打开花。’……他把裤子褪到膝盖，提起我的睡裙，扒下我的内裤，然后强奸了我。”

街道上开始出现面目模糊的尸体。袭击者采用了一种叫作“割头皮”的技术，就是用砍刀把人脸剥下来，从一边耳朵到另一边耳朵，很血腥。这是一种对死者的酷刑，因为许多人认为，人被毁容之后就不能被妥善安葬，灵魂便会被困在炼狱之中，永远不得解脱。

尸积如山的同时，康斯坦特依旧慷慨陈词。他经常坐在父亲留下的大宅庭院里的一张藤椅上对媒体发言。这是一座庞大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别墅，有游泳池和喷泉。其他准军事武装领导人会有意藏在阴影中，但康斯坦特却渴望赢得关注。他请记者们在自家花园里休息。为了给他们留出更多空间，他把篱笆都砍了，还给他们发印着FRAPH字样的T恤衫。“我一度成了全球接受采访最多的人，”他回忆道，“简直不可思议。”康斯坦特喜欢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警告美国不要干涉，而且为了抗议政变后的国际禁运，他威胁要让这个国家垮掉。他号召解散海地国会。乔乔也提出过类似要求，他警告说，如果国会不自行解散，FRAPH就会号召人民把“议员们捆起来”。用康斯坦特的话说：“领袖必须知道如何操控军队、权力和人民。”

康斯坦特一边逢迎媒体，一边扶持海地的伏都教巫师，他们在心理上有着强大的力量。他将自己打扮成凶神恶煞的化身，在集市或庙宇前面举行公开仪式。他的手下会将骷髅头摆在四处。在仪式上，他一般会伏在骷髅和火焰中间。当他从火焰中起身时，人群就会用克里奥尔语高呼：“托托当总统！没有托托，海地就是死地。”虽然他身上还带着.357马格南手枪，但他说自己已经用不着它了。“我身上有伏都的力量。”他说。

康斯坦特将军的小伙子们

在海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家族的密室里往往满是敌人的尸骨。康斯坦特继承了父亲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他的权力。六十年代，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绰号“医生爸爸”）当政期间，杰拉德·伊曼纽尔·康斯坦特出任陆军总参谋长。作为忠诚的军人，他有一件著名事迹：根据独裁者的命令，他一天半夜从床上爬了起来，和其他军官一起处决了自己的十几名友人。

1991年推翻阿里斯蒂德的军事政变就是由康斯坦特将军的前手下们领导的，当时有推测称，他会在新政权中占据高位。但是，政变发生不久，七十二岁的老将军就陷入昏迷，一命呜呼了。军方高层和杜瓦利埃过去的支持者们全体出席了葬礼。“那场面真是盛大，”康斯坦特说，“我继承了父亲的庇护、权力和声望。这是一场象征性的移交盛典。”在私人文件里，康斯坦特讲得更加直白：“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地位是命定的……杰拉德·伊曼纽尔·康斯坦特长子的身份召唤着我——伊曼纽尔·杰拉德·康斯坦特去战斗。”

没过多久，人们对小康斯坦特的恐惧就超过了对他父亲的。1994年的年中，成千上万名海地人被害或者失踪，虽然没有人知道FRAPH杀了多少人（大部分人权观察员之前就被驱逐出境了），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所有右翼准军事组织中最残暴的一个。很多目击者试图乘着木筏逃往美国。他们对国际组织说，康斯坦特的手下为了清除反对势力，正在大肆杀人。就连FRAPH成员也开始在厌恶中离开。根据解密档案，一名新成员对美国当局说：“他们杀人，他们强奸，我们[新人]就被迫站着看。”后来，这个人又说，新成员必须参与突袭，这是入伙仪式的一部分。

虽然康斯坦特咬死不承认，联合国还是在1994年得出了结论：康斯坦特成立的组织是“[海地]唯一一个其成员与暗杀、强奸有关联的政治运动”。1994年春，美军驻太子港武官发出秘密电报称：“在全国各地，FRAPH都在向黑手党的方向发展。”一封电报称，该组织成员是“拿着枪的疯子”，渴望“对一切反对组织的人动用暴力”。

1993年12月，一名FRAPH成员在太阳城内死亡。太阳城是太子港城内的一片巨大的贫民区。多名目击者称，康斯坦特的手下在几个小时内就拿着机枪和砍刀赶到了，报复性地将上千座房屋付之一炬，还杀掉了十几个人。人权观察/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人员描述了“他们进入居民区，发现要找的人就开枪杀掉，在单间危房周围洒上汽油，然后放火烧屋”，武装分子“把大门钉上，把人困在自己家里”，还把消防员赶走。

有些目击者说康斯坦特也在现场，但他否认FRAPH参与了进来。“我如果真要动手，太阳城早就没了。”他后来说道。但是，到了1994年的秋天，他已经不只是FRAPH的首脑了。在大多数海地人心中，他就是军政府的化身：伏都教死神，星期六男爵本人。

神秘走脱

1992年7月，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首席分析师布莱恩·拉特尔出访海地，收集情报。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对海地军政府进行评估。后来，在一份被媒体公开的报告中，他写道：“我无意讳言军方在震慑、有时甚至是恐吓反对者和疑似反对者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我的经历证明了[情报界的]普遍观点，即海地并无针对平民的系统的、频繁的致命暴力行动。”

这份报告淡化了流血事件（拉特尔称军政府首脑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为“尽责的军队领导人”），与人权组织、媒体乃至美国国务院的信息相冲突。但是，不管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抑或是否决定发起军事行动帮助流亡的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掌权，它和中央情报局之后的报告都发挥了重大影响。虽然有比尔·克林顿总统大力推动，但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忧虑，认为阿里斯蒂德是一名危险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阿里斯蒂德也并非洁白无瑕。（他当年提议把燃烧的轮胎套在敌人的脖子上。）但是，“哈兰县”号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份重磅中央情报局报告在国会山广为流传。报告似乎夸大了他的躁动狂野，宣称他一度精神失常到了必须住院治疗的程度。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对意见，进一步动摇了华盛顿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派别不希望卷入海地事务，这些情报机关的报告恰好能用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一名前克林顿政府官员如是说。

但是，“系统的、频繁的致命暴力行动”是有着压倒性的证据的。1994年9月，政变已经过去了三年，“哈兰县”号撤退事件也过去了将近一年，克林顿总统终于下令全面入侵，终结他所说的“恐怖统治”。“我们现在知道，海地发生了……超过三千起政治谋杀。”他说。备战期间，康斯坦特将FRAPH更名为“海地人民武装革命阵线”，囤积武器和“神秘”魔粉。他宣称，魔粉能够“污染水源，把美国大兵毒死”。他还说，一种魔粉是用艾滋病患者的骨头磨成的。现在，他穿着迷彩长裤和黑色T恤，身上挎着机关枪，再也没有外交官的影子了。“每个FRAPH的战士，”康斯坦特说，“都必须干掉一名美国士兵。”

但是，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军政府在美国的武力压力下同意下台。数千名美军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海地岛。FRAPH获准继续活动。有人询问原因，美国士兵就说，上级军官告诉他们FRAPH是合法的反对党，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海地平民上街喜迎解放，被FRAPH成员打了回去；到了这个时候，美军士兵依然无动于衷，坚持说他们不负责当地警务。后来，几支FRAPH队伍杀害了大批海地人，击伤了一名美国摄影师，此外，他们还监听到了康斯坦特的一段无线电通话，他威胁要“亮出武器”，“对外国人发动全面战争”。直到此时，美军的立场才发生逆转。10月3日，他们突袭了FRAPH总部。楼外人群欢欣鼓舞。楼内堆着钉棒、莫洛托夫鸡尾酒、当作战利品展示的伤残尸体照片。美军将二十多名FRAPH成员团团包围，双手绑住，嘴巴堵上。人群高喊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士兵带着FRAPH俘虏离开后，人群冲进大楼，把总部砸了个粉碎。

康斯坦特在父亲的别墅里，听着警用扫描仪里的消息，等待士兵来抓他。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已经逃走了。他曾经对一名记者大喊：“所有发负面报道的人……上帝保佑，我要他们全都倒下！”其他FRAPH成员都被收监，康斯坦特却仍是自由身。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斯坦利·施拉格甚至为他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地点在总统府外。要知道，就在两天前，康斯坦特还叫嚣着要刺杀他呢。新闻中，身穿夹克、扎着领带的康斯坦特站在骄阳下止不住地出汗。“海地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回阿里斯蒂德，”他说，“放下石块，放下轮胎，不要再有暴力了。”他说话的时候，几百名愤怒的海地人冲击着美军士兵组成的人墙，口中高喊：“暗杀者！”“恶狗！”“杀人犯！”

“如果我与阿里斯蒂德总统发生分歧，”康斯坦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承诺要遵守合法的民主框架，担任一名忠实的反对派。”

“铐起来！”人群中有人喊道，“绑起来！把他的睾丸割掉！”

人墙把路让开后，美军士兵赶忙把康斯坦特塞进车里。车后面追着几百名激愤的海地人，朝车吐痰，敲打车窗。美国当局对媒体坚称，演讲的目的是促进“和解”。但是，一名高官后来对我说，那是一场灾难：“我们原本是要保护海地人民不受他的伤害，现在却要保护他不受海地人民的伤害。”

几个月后，康斯坦特收到传票，要接受海地法院针对他的酷刑罪、企图谋杀罪指控而发起的调查。听证会当天，自称是受害者的人们在法院外等待康斯坦特。他根本没有出现。他后来告诉我，1994年平安夜那一天，他拿着一个小手提箱，口袋里塞满了钱，徒步穿越边境进入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前往机场，使用政变之前的游客签证，搭上了飞往波多黎各的航班。从那里，他又平安乘飞机进入美国本土，几天后便来到了纽约市。

他对本国的追随者们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FRAPH的成员们，”他说，“要团结，不要松懈。”他继续说道：“FRAPH，你们在哪里？FRAPH是你。FRAPH是我。”海地政府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1995年3月，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终于致信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信中称：“唯有将康斯坦特先生驱逐出美国，方可保障我国在海地的外交政策利益。”

两个月后，美国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宣称，康斯坦特之前获准入境是由于“具体行政失误”，在皇后区将其抓获，当时他正在去买香烟的路上。他被带往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威科米科县拘留中心。9月，法官下令将其遣返海地。等待上诉结果期间，他给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写了信，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您的伟大足迹令我望尘莫及，但您是整个世界上极少数能够理解我的处境——也就是被关在白人的监狱里——的人之一。”）他留了长胡子，还读起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切·格瓦拉。“我是……一名政治犯。”他在给沃伦·克里斯托弗的信中写道。他甚至一度处于自杀监护状态。

1995年12月，距离移民与归化局遣返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康斯坦特决定打出仅剩的一张牌。他威胁要披露美国在海地秘密行动的细节。他宣称，自己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地下人员，信息就是以这种方式掌握的。

完美招揽

康斯坦特的故事始于1991年圣诞节前后，政变发生后不久，他当时任职于海地军队总部。美军驻海地使馆武官帕特·柯林斯上校给他打电话，请他共进午餐。“在假日酒店见面吧。”柯林斯说。

柯林斯不便发表评论（经一名政府发言人确认，他当时正在为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但是，一名相关人士称，他经常出现在海地军队总部。康斯坦特说，柯林斯在政变当晚就在总部里。林恩·加里森，加拿大籍，曾担任军政府战略专家和政策顾问。他告诉我，政变发生后的几天内，柯林斯都在与新政权磋商。

康斯坦特说，他和柯林斯在假日酒店找了个俯瞰泳池、靠窗的地方坐下。柯林斯说很多人都服膺于康斯坦特的背景。他还暗示，在阿里斯蒂德外逃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康斯坦特或许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招揽康斯坦特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他的英语很好，在军队里有关系，而且作为新政权的首席顾问之一，他的办公室和军政府首脑拉乌尔·塞德拉斯的紧挨着。政变之后，康斯坦特在海地国家情报局的培训中心上过一门课，主题是阿里斯蒂德解放神学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国家情报局成立于1986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出资、培训和装备，原本的宗旨是打击毒品走私。但是，它很快就蜕变成了恐怖统治的工具（某些美国官员甚至说，它就是毒品的一大源头）。

康斯坦特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柯林斯就说希望他来自己家见见其他人。“我一个人可不去，”康斯坦特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我要带证人去。”他说，自己当晚就和一名同事去了柯林斯的家。由于燃料短缺，街上一片漆黑，但柯林斯家却灯火通明。康斯坦特说，他们上楼进了主卧旁边的一间小前厅，那里已经有一名深色头发、身穿短袖衬衫的男子在等候了。康斯坦特注意到了他的肌肉。“我是唐纳德·泰瑞。”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