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5页)
小女孩没有回答。
“她说你又对客人不礼貌了。是真的吗?”
万里子还是不做声。
“她跟我说的是真的吗?万里子,人家问你话时你要回答。”
“那个女人又来了,”万里子说。“昨晚。你不在的时候。”
佐知子看了她女儿一两秒钟,然后说:“我想你现在最好进去。进去,我来告诉你要干些什么。”
“她昨天晚上又来了。她说她要带我去她家。”
“进去,万里子,到厨房里去等我。”
“她要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万里子,进去。”
水泥地的那边,藤原太太和那两个女人为了什么事大笑起来。万里子还是看着她的手掌。佐知子走开了,回到我这张桌子。
“请原谅,悦子,”她说。“我有东西在煮。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她降低声音加了句:“你不能指望她会对这种地方感兴趣,不是吗?”她笑了笑,走向厨房。到了门口,她再次转向她的女儿。
“快点,万里子,进来。”
万里子没有动。佐知子耸耸肩,进去了。
同样在那段时间,初夏时,绪方先生到我们这里来了,那是他那年早些时候搬出长崎后第一次到这里来。他是我的公公,可是我却老是把他当作“绪方先生”,即使在我自己也姓绪方的时候。那时,我已经认识他很久了——比我认识二郎还要久——一直叫他“绪方先生”,我从来不习惯叫他“爸爸”。
他们父子俩长得不像。如今回想起二郎,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矮矮、结实的、表情严肃的男人;我丈夫对外表一丝不苟,即使在家里,也经常穿衬衫、打领带。现在我还能想见他坐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弓着背吃早、晚餐,就像我以前常见的那样。我记得他老是弓着背——像拳击手那样——不管站着还是走路。相反,他的父亲总是坐得直直的,神情轻松、和蔼。那年夏天他来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还很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不像有那么大岁数。
我记得一天早上,他第一次提到松田重夫。那时他已经住了几天了,显然觉得这间小四方屋子很舒适,想多住几天。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们仨在吃早餐,二郎还没去上班。
“你们的同学会,”他对二郎说。“在今晚,是吧?”
“不,是明天晚上。”
“你会见到松田重夫吗?”
“重夫?我想不会见到。他不常参加这些活动。我很抱歉得出去,不能陪你,爸爸。我想不去的,但是那样会让他们不高兴。”
“别担心。悦子会把我照顾得很好的。而且这些活动也很重要。”
“我想请几天假,”二郎说,“可是眼下我们很忙。我说过了,订单刚好在您来的那天来了。真是讨厌。”
“哪儿的话,”他父亲说。“我完全理解。我自己前不久也还在为工作忙碌呢。我没有那么老,你知道。”
“没有,当然没有。”
我们安静地吃着早餐。突然绪方先生说:
“那么你觉得明天不会遇到松田重夫。但是你们偶尔还是会碰面吧?”
“最近不常见了。长大以后大家就各走各的了。”
“是啊,都是这样。学生们都各走各的,然后发现很难保持联系。所以这些同学会就很重要。人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以前的感情。应该时不时地看看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事情。没错,我觉得明天你当然要去。”
“也许爸爸星期天的时候还在这里,”我丈夫说。“那样我们也许能去哪里走走。”
“嗯,好啊。好主意。但是如果你得上班,那一点儿也不要紧。”
“不,我想我星期天没事。很抱歉眼下我太忙了。”
“明天你们请了以前的老师没?”绪方先生问。
“据我所知没有。”
“真是遗憾啊,这种场合老师不太常被邀请。我以前有时也被邀请。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忘要邀请老师。我认为这样才恰当。这是一个机会让老师看看他的劳动成果,让学生们向他表示感激。我认为老师应该出席才对。”
“是,也许您说得对。”
“现在的人很容易就忘记他们的教育归功于谁。”
“是,您说得很对。”
我丈夫吃完早餐,放下筷子。我给他倒了些茶。
“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件奇怪的小事情,”绪方先生说。“现在想想我觉得挺有趣。一天我在长崎的图书馆看见了一本期刊——一本教师期刊。我没听说过那个期刊,我教书的时候没有那个期刊。读那本期刊,你会以为现在日本的教师都变成共产主义者了。”
“显然共产主义现在在日本越来越流行,”我丈夫说。
“你的朋友松田重夫在上面发表了文章。想想我看见文章里提到我的名字时是多么惊讶。我没想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
“我肯定在长崎还有很多人记得爸爸,”我插了一句。
“太奇怪了。他提到远藤老师和我,说到我们的退休。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暗示说这一行没了我们真是庆幸。事实上,他甚至觉得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就该被解职了。太奇怪了。”
“您确定是同一个松田重夫吗?”二郎问。
“同一个。栗山高中的。太奇怪了。我记得他以前常来我们家和你玩。你妈妈特别喜欢他。我问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不可以买一本,她说她会帮我订一本。到时我拿给你看。”
“这不是忘恩负义吗?”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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