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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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来说，世博会都对国家的精神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华特·迪士尼的父亲伊利亚斯·迪士尼曾协助建造白城，华特的神奇王国也许就是白城的一个后代。世博会显然给迪士尼家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一年，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伊利亚斯曾满怀感激之情想给他取名为哥伦布，可见世博会为这个家族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收益。后来他的妻子弗洛拉介入了，于是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成了“罗伊”。接着，华特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五日诞生。L. 弗兰克·鲍姆和他的艺术搭档威廉·华莱士·丹斯洛也参观了世博会。世博会的庄严宏伟给了他们创作《绿野仙踪》的灵感。伍迪德岛上的日本庙宇让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之倾倒，也许影响了后来他“草原”住宅设计的演变。因为世博会，哈里森总统将十月十二日设为全国性的节日——哥伦布日。这一天，大家可以通过几千场游行来庆祝这个日子，还可以享受三天的假期。从一八九三年起，每一处的嘉年华狂欢节都会包含大道乐园和费里斯摩天轮，每一个杂货店里都能买到世博会上出现过的产品。麦丝卷还真的流传了下来。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几十个白炽灯泡，用的是交流电，这两者都是在世博会上首次证明值得大范围使用的。几乎所有的城镇，不论大小，都有古罗马风格的建筑，包括使用了圆柱的银行、图书馆或者邮局。虽然它们外面或许包裹着涂鸦，甚至是一些拙劣的图画，但是在其外表之下，白城的光辉仍然在持续。甚至连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都和世博会有一定的渊源。

世博会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美国人对他们的城市和建筑师的看法。它让整个美国——而不仅仅只是几个富有的建筑大亨——用前所未有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伊莱休·鲁特<a href="#note_1" id="noteBack_1">[1]</a>说，世博会引导“美国人民走出了原始的荒野，开始接受美好与尊贵的建筑新观念”。亨利·德玛雷斯特·劳埃德<a href="#note_2" id="noteBack_2">[2]</a>认为世博会向美国大众展示了“社会之美观、实用与和谐的多种可能，在此之前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些。若不是世博会，这样的景象不可能进入他们辛苦而乏味的生活，而且这种感受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世博会让那些只关注实用性的男男女女领教到，城市并非仅仅是展示实用主义的黑暗、肮脏而危险的堡垒，它们也可以很美丽。

威廉·斯特德立即意识到了世博会的力量。受到白城美景及其与黑城强烈对比的启发，他写下了《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这本书常常被誉为城市美化运动的发起者，力图将美国的城市提升到欧洲大城市的水平。和斯特德一样，全世界范围的市政当局都认为世博会是它们奋斗的榜样。他们请伯纳姆将建造白城的城市思维运用到自己的城市里。伯纳姆成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锋。他为克利夫兰、旧金山以及马尼拉做了城市规划，还在世纪之交主导了复苏和扩大朗方<a href="#note_3" id="noteBack_3">[3]</a>关于华盛顿建设构想的工程。每一个委托案，他都没有收取费用。

在协助进行新的华盛顿规划时，伯纳姆说服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卡萨特，将货运轨道和货场从联邦广场上移走，如此一来就创造出了一片没有阻挡的绿地，从今天的国会大厦延伸到林肯纪念堂。其他的城市也请丹尼尔·伯纳姆进行城市规划，包括沃斯堡、大西洋城和圣路易斯。不过他都拒绝了，只为了专注于他的最后一个项目——芝加哥城。多年来，他做出的芝加哥规划中的许多部分都已经被采纳了，其中包括优美的湖岸公园带以及密歇根大街上的“壮丽一英里”。为了向他致敬，湖岸的某个部分被命名为伯纳姆公园，里面建有军人球场和菲尔德博物馆，这也是他设计的。这座公园由一条沿着湖岸的狭长绿地向南连通至杰克逊公园，世博会的美术馆被改造成了一幢永久建筑，成了现在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从这栋楼可以俯瞰潟湖与伍迪德岛，那儿现在已经成了一片杂草丛生的野地，或许奥姆斯特德看到时会面带微笑，不过他肯定还能找到可以批判的地方。

二十世纪早期，世博会成了建筑师之间辩论的热门话题。评论家们声称，世博会摧毁了土生土长的芝加哥建筑流派，却重燃了人们对陈旧的古典风格的热爱。与此有关的理论层出不穷，并且首先通过一种奇怪的个人力量获得了重视，于是抵抗这个观点变得困难甚至危险——这在逼仄而古板的学术讨论中是常事。

最早也是最严厉地声讨世博会对建筑影响的人，是路易斯·沙利文，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而且伯纳姆也离世已久。

世博会后，沙利文过得并不如意。在世博会后经济衰退的第一年，艾德勒-沙利文公司只接到了两个委托案，在一八九五年，甚至一个都没有。一八九五年七月，艾德勒离开了公司。沙利文当时已经三十八岁了，没有办法拉来足够的生意让自己偿还债务。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心智上很狭隘。当一名一起工作的建筑师向沙利文征求对自己设计方案的改进意见时，沙利文回答他：“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

随着事业的波动，沙利文发现自己要被迫离开大会堂里的办公室，并且得变卖个人物品了。他酗酒很严重，并且开始服用一种用来平复情绪的溴化物镇静剂。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沙利文只建造了二十五栋新建筑，大约每年一栋。他时不时会为了钱来找伯纳姆，但尚不清楚是直接借债还是将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卖给他。伯纳姆一九一一年的日记中有一则写道：“路易斯·沙利文打来电话，向DHB<a href="#note_4" id="noteBack_4">[4]</a>要更多的钱。”同一年，沙利文在一系列绘画上题字：“敬赠丹尼尔·H·伯纳姆，他的朋友路易斯·H·沙利文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可是，沙利文在一九二四年的自传里，却用夸张的手法抨击了伯纳姆以及世博会对前去参观的大众造成的影响。沙利文声称，白城的古典建筑风格给人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注定会充满各种模仿式的建筑。世博会是一例“传染病”，一种“病毒”，一场“渐进的思想脑膜炎”。在他看来，世博会有致命的后果。“因此，建筑艺术葬身于这片自由者的领土，勇敢者的家乡——这片热情歌颂民主、创造、谋略、胆识、进取和进步的土地。”

沙利文对伯纳姆及世博会的评价极低，却开始对自己高歌颂扬，他认为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尝试为建筑界带来具有美国特色的清新气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扛起了沙利文的大旗。虽然沙利文在一八九三年将他解雇了，后来这两个人却成了好朋友。随着赖特这颗学术界的明星冉冉升起，沙利文的地位也如日中天。伯纳姆却从高空坠落了。建筑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交礼仪，纷纷批判伯纳姆由于自身没有把握，奴性地臣服于东部建筑师对古典风格的热爱，从而真真切切地毁掉了美国的建筑艺术。

不过，正如一些建筑历史学家及评论家最近意识到的，这种观点有些过分简单了。世博会其实唤醒了美国对美的认知，并且提供了一条必要的通道，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及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a href="#note_5" id="noteBack_5">[5]</a>等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对伯纳姆本人而言，世博会是一场绝对的胜利。世博会让他兑现了对父母许下的承诺，成了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显然在他的时代，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世博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对伯纳姆来说意义重大，然而除了最亲近的朋友之外，其他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同时授予了伯纳姆荣誉硕士学位，以赞誉他建造世博会取得的成就。授衔仪式在同一天举行。他参加了哈佛大学的那一场。对他而言，这两个荣誉学位是一场救赎。过去，这两所大学将他拒之门外，使他没能获得“正确的起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丹尼尔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时，伯纳姆仍旧说服哈佛大学暂时录取丹尼尔。伯纳姆写道：“他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位赢家，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会展示出真正的能力，就像我曾经做到的那样。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人替我争取入学资格……并且让当权者知道我有能力做什么。”

伯纳姆后来在芝加哥通过最艰苦的工作向人们证明了他的能力。一直有人认为世博会的美丽主要归功于约翰·鲁特，这种说法令伯纳姆怒不可遏。“当他去世的时候，完成的不过是一个最模糊的规划，”他说，“关于他对整个工程的贡献的传言，是从几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口中传开的，其中大多是女性。在世博会的美丽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后，这些人自然希望在其中融入对他的纪念。”

鲁特的死亡曾经带给伯纳姆巨大的打击，但同样也解放了他，令他成为一位更好的、拥有更宽广视野的建筑师。“许多人问，失去鲁特先生是不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詹姆斯·埃尔斯沃思在给为伯纳姆写传记的查尔斯·摩尔<a href="#note_6" id="noteBack_6">[6]</a>的信中写道。埃尔斯沃思总结道，鲁特的死“激发出了伯纳姆先生身上一些品质，如果鲁特先生还活着，那么这些品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激发出来的”。以前，大家通常认为伯纳姆负责公司的经营，而鲁特负责设计。埃尔斯沃思说，伯纳姆确实看起来“多多少少依赖着”鲁特的艺术能力，不过他补充道，在鲁特死后，“没有人能看出来这一点……没有人能从他的行为中推测出他曾有一位搭档，也没有人能看出他并非一直兼顾着经营和设计”。

一九〇一年，伯纳姆在纽约二十三街与百老汇的三角形交汇口处建造了福勒大厦，不过附近的居民认为这栋楼和一样家用工具出奇地相像，并称其为“熨斗大厦”。伯纳姆和他的公司继续建造了几十栋建筑，包括纽约的金贝尔百货商店、波士顿的法林百货商店及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市的威尔逊山天文台。他和约翰·鲁尼在芝加哥环线内建造的二十七栋大楼中，如今只剩下三栋了，其中就包括鲁克利大楼，这栋大楼顶层的图书室仍然保持着一八九一年二月那场神奇的会议召开时的模样。瑞莱斯大厦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美丽的伯纳姆酒店。酒店内的餐厅被命名为阿特伍德餐厅，是为了纪念取代鲁特成为伯纳姆的首席设计师的查尔斯·阿特伍德。

伯纳姆变成了一位早期的环保人士。“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他说，“人类一直没有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严格的节制，但是从今以后一定要严格执行，除非我们的道德已经沦丧到要去损害子孙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地步。”他对汽车抱有很大的执念，也许甚至都有点盲目了。“马车时代的消逝将结束一场野蛮的瘟疫。”他说，“当这个转变来临时，文明将真正向前迈出一步。没有烟尘，没有煤气，没有马的排泄物，空气和街道会变得干净而纯粹。这意味着人类的健康和精神将会达到更好的状态，难道不是吗？”

在埃文斯顿度过的冬夜里，他和妻子会陪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夫妇一起去滑雪橇。伯纳姆变成了狂热的桥牌爱好者，不过众所周知，他的牌技非常糟糕。他曾经向妻子承诺过，在世博会之后，自己的工作步伐会慢下来。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他告诉玛格丽特：“我认为世博会的那段日子确实非常紧张，但是我发现，正是因为有各种重要事项逼着自己前进，我才觉得一整天、一整周甚至一整年都过得非常充实。”

二十世纪初，伯纳姆已经五十多岁了，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他得了结肠炎，并且在一九〇九年得知自己患有糖尿病。这两种病症都迫使他更加注重饮食健康。糖尿病破坏了他的循环系统，导致足部感染，使他后半生都备受折磨。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开始对超自然的力量产生兴趣。他在旧金山雾气缭绕的双子峰顶有一间用来做设计的小屋，一天夜里，他告诉一位朋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相信我能证明生命可以跨过死亡延续下去，从哲学上来说，这是基于对一种绝对而普遍的力量必要的信仰而进行的论证。”

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至。一九〇九年七月四日，当他和朋友们站在瑞莱斯大厦的天台上，俯瞰这座他深爱的城市时，他说：“你会看到它变得可爱起来。我没有机会看到了。不过它一定会变得可爱起来。”

<a href="#noteBack_1" id="note_1">[1]</a>伊莱休·鲁特，美国律师、政治家，曾担任美国国务卿。

<a href="#noteBack_2" id="note_2">[2]</a>亨利·德玛雷斯特·劳埃德，19世纪美国的进步政治活动家。

<a href="#noteBack_3" id="note_3">[3]</a>皮埃尔·查尔斯·朗方，法裔美国军事工程师，为华盛顿特区制订了基本的城市规划。

<a href="#noteBack_4" id="note_4">[4]</a>指丹尼尔·H·伯纳姆。

<a href="#noteBack_5" id="note_5">[5]</a>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德裔美国建筑师，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之一。

<a href="#noteBack_6" id="note_6">[6]</a>查尔斯·摩尔，美国建筑历史学家、画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