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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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姆斯特德的耳朵里始终都有轰鸣声，口中的疼痛没有消除，还一直失眠，很快，他的眼神也开始变得空洞起来。他变得健忘了。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在他过了七十三岁生日两周以后，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约翰：“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无法再相信自己最近的记忆了。”那个夏天，在他告别布鲁克林办公室的那天，他给乔治·范德比尔特写了三封信，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内容。

一八九五年九月的一周被他形容为“生命中最苦涩的一周”，他向自己的朋友查尔斯·艾略特坦承，他担心自己很快就需要住进精神病院了。“你不知道我多么害怕让别人认为将我送进精神病院是对我有利的事。”他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信里写道，“那是我最害怕的事。我父亲就是一家精神病休养院的主管。我自己也曾受雇于这种机构，在幕后工作，了解它所有的情况。我对这些地方有极大的恐惧。”

奥姆斯特德的失忆症状加速恶化，变得抑郁而偏执，并且谴责约翰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将他赶出公司。妻子玛丽将他带到位于缅因州一座岛上的房子里居住，在那儿，他的抑郁症逐渐加深，有时会变得十分暴力。他还会虐打家里的马。

玛丽和儿子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能为奥姆斯特德做什么了。他变得难以控制，还有严重的痴呆。里克十分伤心，或许还带着很大一部分解脱感，安排父亲住进了马萨诸塞州韦弗利的麦克林精神病院。奥姆斯特德的记忆还没有被摧毁到认不出麦克林精神病院的庭院出自他的设计的地步。但这个事实并没有起到什么安慰作用，因为他马上就发现，发生在中央公园、比尔特莫庄园、世界博览会及许多建筑设计上的现象在这儿再次发生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惨遭破坏。“他们没有实施我的规划，”他骂道，“混账！”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奥姆斯特德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出席。他的妻子亲眼看着这位伟大的人物在自己眼前咽了气，她没有出席葬礼。

费里斯摩天轮在世博会上实现了二十万美元的盈利，并且在原地保留到了一八九四年春天，然后被乔治·费里斯拆除，在芝加哥北部重新组装。但到了那个时候，摩天轮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没有了大道乐园，乘客数量也无法保证，摩天轮开始亏损。亏损的钱再加上十五万美元的迁移费用，以及费里斯的钢铁检验公司在持续的经济萧条中受到的财政损失，迫使费里斯出售了摩天轮大部分的所有权。

一八九六年的秋天，费里斯和他的太太分开了。她回到了父母家，他则搬到了匹兹堡市中心的迪凯恩酒店。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他被送到慈爱医院，五天后由于伤寒症在医院病逝，当时年仅三十七岁。一年后，他的骨灰还保留在接收他尸体的殡仪人员手中。“费里斯太太申领骨灰的申请被拒绝了。”殡仪人员说，“因为死者有更亲近的家属。”有两位朋友在一份悼词中说费里斯“错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是名誉和过剩野心的殉道者”。

一九〇三年，芝加哥房屋拆迁公司在拍卖中以八千一百五十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摩天轮，然后在一九〇四年将它重新安装在了路易斯安那的采购博览会上。在那儿，摩天轮再次开始盈利，为它的新主人赚了二十一万五千美元。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一日，拆迁公司为了获取废铁炸毁了摩天轮。首批的一百磅炸药本该让摩天轮脱离支撑，向侧边倾倒。可是摩天轮却开始缓缓转动，仿佛试图在空中再转最后一圈似的。随后，在自身的重压之下，摩天轮轰然倒地，变成了一堆扭曲的钢材。

大道乐园的主管索尔·布鲁姆因为世博会初露锋芒之后，成了一位富有的年轻男士。他花重金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主要通过购买易腐坏的食物并用最先进的冷冻车厢运送到偏远城市来换取利润。这个行业的前景似乎很好，不过普尔曼公司的罢工人员切断了芝加哥所有的铁路运输线，这些易腐坏的食物全都在车厢里变质了。他损失惨重。不过他还年轻，仍旧是以前那个布鲁姆。他用剩余的钱买了两套昂贵的正装，因为根据他的理论，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看起来必须很有说服力。“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他写道，“破产不会令我感到丝毫沮丧。我本来就是白手起家，如果现在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我不过是回到了从前。事实上比从前要好得多——我有过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

布鲁姆后来成了国会议员，并且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

世博会为“水牛比尔”带来了一百万美元的收入（约合今天的三千万美元），他用这笔钱建立了怀俄明州的科迪商业区，为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建了一处墓地和一个露天集市，并为北普拉特的五座教堂偿还了债务，购买了威斯康星州的一家报社，还帮助一位叫凯瑟琳·克莱蒙斯的年轻可爱的女演员发展演艺事业，这也使得他和太太之间本就十分淡漠的关系愈加疏离。他曾一度指控自己的太太试图对他下毒。

一九〇七年的经济危机毁掉了他的蛮荒西部秀，迫使他不得不亲自出马表演马戏。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却依然要骑着马，戴着那顶巨大的镶银边白帽子。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他在位于丹佛的姐姐家去世了，甚至都没有留下足够的钱来埋葬自己。

西奥多·德莱塞娶了萨拉·奥斯本·怀特。一八九八年，在《嘉莉妹妹》出版两年前，他写信给萨拉：“我去了杰克逊公园，想看看这个曾经让我学会怎么爱你的老世博会现在是什么模样。”

他曾多次对她不忠。

对于朵拉·鲁特而言，和约翰在一起的生活就像是在彗星上一样。他们的婚姻将她带进了一个充满艺术和金钱的世界，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充满了活力，栩栩如生。她丈夫的智慧、音乐天赋，还有那十根在每张照片里都如此显眼的修长而精致的手指，都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光芒，在他死后，这束光芒再也无处可寻。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快结束时，她给伯纳姆写了一封长信。“你认为这些年里我做得不错，这对我意义深重。”她写道，“每当我停下来想到这件事，就会对自己产生巨大的怀疑。这时，收到一个在生活中如此优秀的人的鼓励，让我有了新的动力。如果说全神贯注培养下一代，以谦逊的姿态传递火炬是女性的全部职责，我相信我值得受到一句称赞。”

不过她知道，随着约翰的逝去，通向一个更明亮的王国的大门已经轻轻地却严实地关上了。“如果约翰还活着，”她告诉伯纳姆，“一切都会不一样。在那使人振奋的生活中，我是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这该多么有趣！”

帕特里克·尤金·约瑟夫·普伦德加斯特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接受了审讯。控方律师是州里为这个案子专门雇来的刑事律师。

他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S·特鲁德。

普伦德加斯特的律师们试图证明他患有精神疾病，不过陪审团成员都是愤怒而悲伤的芝加哥市民，他们可不这么认为。检方有一项重要证据，似乎能证明普伦德加斯特并没有精神疾病——他清空了自己放在口袋中的那把左轮手枪击锤下方的弹膛。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陪审团在协商了一小时零三分后，判定他有罪。法官对他判处死刑。在审讯的过程中，以及接下来的上诉中，他一直在给特鲁德寄明信片。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写道：“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应该判处死刑。这种野蛮的行为会使社会道德沦丧。”

克莱伦斯·丹诺介入了这个案子，用一种新方法为普伦德加斯特争取到了一次关于精神状况的审讯。但这一次也以失败告终，普伦德加斯特最终被处决了。丹诺称其为“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低能儿”。丹诺本来就痛恨死刑，这一场处决让他的感觉更加强烈。“我为所有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遗憾。”多年后，他在为内森·利奥波德及理查德·洛布辩护时说。这两人因为寻求刺激杀死了一个芝加哥男孩，因此受到了指控。“以后母亲看着小宝贝的蓝眼睛，会不禁想到这个孩子的结局，不知道这孩子是会被赋予她能想象的所有美好未来，还是会丧命于绞刑架下。”

利奥波德和洛布剥去了受害者的衣服以掩盖其身份，这一行为让他们变得臭名昭著。他们将受害者的部分衣服扔进了杰克逊公园由奥姆斯特德设计的潟湖里。

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几十位穿着晚礼服的年轻男子正围绕在一块巨型蛋糕旁边。蛋糕上装饰的生奶油开始移动。这时，一位女子出现了。她明艳动人，有橄榄色的皮肤和长长的黑发。她的名字是法里达·马扎尔。这些男士太年轻了，他们不知道很久以前，她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博会上跳过肚皮舞。

这些男士现在所关注的，只是她什么也没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