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集3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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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和我的妻子正在一起吃早餐,这时我们的女佣送来了一封电报。那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打来的,电报这样写道:能抽出几天时间吗?不久前收到英国西部发来的电报,与博斯科姆比溪谷惨案有关。若能与你一同前往,我将非常高兴。该地空气与景致都非常好。拟定十一点十五分从帕丁顿起程。
“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妻子在餐桌对面望着我说道,“你愿意去吗?”
“我真不知道要不要去。眼下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哦,安斯特鲁瑟会替你做好这些工作的。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我觉得换个环境对你也许会有好处,况且你又总是对夏洛克·福尔摩斯侦查的案件那么热衷。”
“每次和他办案都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如果不去,那就太对不起他了。”我回答道,“可是我如果要去的话,就必须马上收拾行装,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了。”
在阿富汗度过的军营生活,至少让我养成了雷厉风行、可以随时出发的习惯。我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非常简单,所以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带着我的旅行皮包坐上了出租马车,车声辚辚地向帕丁顿车站驶去。夏洛克·福尔摩斯正在站台上来回地踱着步子。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灰色旅行斗篷,一顶便帽,紧紧地箍在头上,让他那瘦长的身躯显得更加细长。
“华生,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他说道,“有你这样一个信得过的人和我一起办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地方上的协助常常要么毫无价值,要么就带有偏见。你去占着那角落里的两个座位,我去买票。”
整个车厢除了我和福尔摩斯以外,还有他随身带来的一大堆杂乱的报纸。他一边翻找,一边查阅着报纸,时而做些笔记,时而闭目沉思,直到我们驶过了雷丁为止。此时他突然把所有报纸卷成一个大纸球,扔到行李架上。
“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听说过吗?”他问道。
“一无所知。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过报纸了。”
“伦敦的报纸没有很详细地报道过。我一直在关注最近的报纸,以便掌握一些具体情况。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好像是那种看似简单又极难侦破的案件。”
“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前后矛盾。”
“但却是个值得思索的事实。离奇的现象本身就能为你提供线索。但是,越是平淡无奇、普普通通的案子,就越是难以侦破。不过这个案子,已经被认定是一起儿子谋杀父亲的严重犯罪案件。”
“这么说来,是一起谋杀案了?”
嗯,他们是这样认定的。在我没有亲自调查这个案件之前,我是不会轻易这样认定的。我现在就把我目前为止所了解到的情况,简单地给你说一下。
博斯科姆比溪谷位于赫里福德郡<a id="z35" href="#bz35">35</a>,是距离罗斯很近的一个乡村地区。这个地区最大的一个农场主就是约翰·特纳先生。他在澳大利亚发了家,几年前回到家乡。他把他的一个农场——哈瑟利农场,租给了查尔斯·麦卡锡先生。他们俩是在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相识的,所以他们回国定居的时候,彼此结为近邻也是合乎情理的。显然特纳要更富有一些,所以麦卡锡成了他的佃户。不过看上去他们还与过去一样,依旧保持着完全平等的关系。麦卡锡有个儿子,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特纳也有个十八岁的独生女。他们两个人的妻子都已经过世了。他们似乎总是避免和附近的英国人家有任何交往,过着隐居的生活。麦卡锡父子俩倒是非常喜欢运动的,他们经常在附近的赛马场上露面。麦卡锡有两个仆人,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特纳一家人口比较多,大约有五六口人。这两家人的情况我就了解了这么多,现在再说些具体的案情。
六月三号,也就是上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左右,麦卡锡从他在哈瑟利的家里出来,步行到博斯科姆比池塘。这个池塘其实是个小湖,是从博斯科姆比溪谷流淌下来的溪流汇集而成的。那天上午,他曾经和他的仆人去过罗斯,并对他的男仆说过,由于他下午三点钟有一个重要约会,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办事。那个约会过后,他就没有活着回来。
哈瑟利农场离博斯科姆比池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曾经有两个人亲眼目睹他走过这个地段。一位是个老妇人,报纸没有提及她的姓名;另一位是威廉·克劳德,他是特纳先生雇用的猎场看守人。这两个证人都宣誓证实说,麦卡锡先生当时是独自一个人走过去的。那个猎场看守人还说,就在他看见麦卡锡先生走过去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麦卡锡先生的儿子詹姆斯·麦卡锡先生也在同一条路上走了过去,腋下还夹着一支枪。他确信,当时这位父亲确实是尾随在他后面的儿子的视线范围之内。他是晚上才听说发生了那起惨案,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
“麦卡锡父子走出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的视线之后,又有人见到了他们。博斯科姆比池塘的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林,池塘周边长满杂草和芦苇。博斯科姆比溪谷庄园看门人的女儿佩兴斯·莫兰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当时正在周围的一个树林里摘花。她说她在树林里的时候,看见麦卡锡先生和他的儿子在靠近池塘边的树林激烈地争吵着什么,她听见老麦卡锡先生在训斥他的儿子;她还看见那儿子举起枪,好像要打他的父亲似的。他们火暴的行为把这个小女孩吓坏了,她跑回家后便告诉了她的母亲,说她回家时麦卡锡父子正在博斯科姆比池塘附近争吵,恐怕会打起来。她的话音刚落,小麦卡锡便冲进屋里说,他发现他父亲已经死在树林里了,他请求看门人给予帮助。他当时非常激动,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帽子,可以看到他的右手和袖子上都沾满了血迹。他们随他来到树林,便发现尸体仰面躺在池塘旁边的草地上。死者头部因为被人用某种钝器猛击过而凹了进去。从伤痕看,很可能是他儿子甩枪托砸的,枪就被扔在离尸体几步远的草地上。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年轻人立即被逮捕了,星期二传讯时被定为犯了‘蓄意杀人’罪,星期三将提交罗斯地方法官审判,罗斯地方法官现已将该案提交巡回审判法庭审理。这些就是验尸官和法庭处理这个案子时的大致情况。”
“我简直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心狠手辣的案件了。”我说道,“如果可以用现场证据来指证罪犯的话,那么这个案子恰好就是一个。”
“用现场做证据是很不可靠的。”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它好像能够直截了当地证明某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稍稍改变一下看法,那你也许会发现它同样可以准确无误地证明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情况。但必须承认的是,案情对这个年轻人十分不利。他很可能的确就是罪犯。邻里倒是有几个人,其中包括了农场主的女儿特纳小姐,相信他是无辜的,而且委托雷斯垂德承办此案,为小麦卡锡辩护——你也许还记得雷斯垂德就是参与过‘血字的研究’一案的那个人——然而,雷斯垂德感到这个案子十分棘手,于是向我求助。正因为如此,两个中年绅士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英国西部飞奔而去,而不是在吃饱早餐后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
“恐怕,”我说道,“你从中查不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些事实太明显了。”
“没有比明显的事实更具有欺骗性的了。”他笑着回答说,“况且我们可能碰巧可以找到其他一些明显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在雷斯垂德看来并不显著。我说,我们将用某种方法来确认或者推翻雷斯垂德的那一套说法,而这种方法是他根本没有能力使用甚至难以理解的。你对我非常了解,我这样说你应该不会以为我在吹牛吧。随便举个例子吧,我十分肯定地判断出你卧室里的窗户在右边,而我怀疑雷斯垂德先生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否注意到了?”
“怎么能知道……”
“我亲爱的伙伴,我对你很了解,我知道你保持着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整洁习惯——每天早上你都要刮胡子。在现在这个季节里,你借着阳光刮。你刮左颊时,越往下就刮得越不干净,这样刮到下巴底下时,那就很不干净了。不言自明,左边的光线没有右边的好。我不能想象像你这样爱整洁的人,在两边光线一样的情况下,居然把脸刮成这副模样,而且还会非常满意。我引证这个小事,是拿它作为观察问题和推理的例证。这是我的专长,这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调查很可能会派上用场。所以,那些在传讯中提出的一两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也值得加以考虑。”
“那么有哪些问题呢?”
“看来他们并没有在现场逮捕他,而是等到他回到哈瑟利农场以后才逮捕的。当巡官宣布他被捕了的时候,他说,他对此并不感到大惊小怪,这是他罪有应得。他的这些话自然消除了验尸官陪审团心中还存在的所有怀疑。”
“那是他自己不打自招。”我禁不住喊道。
“不是,因为随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他是无辜的。”
“在发生了一系列如此可恶的事件之后竟然有人提出异议,真是不可思议。”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道,“那是眼下我在云雾般的疑团中所能看到的最亮的一线光芒。不管那位少爷是多么天真,他绝不可能愚蠢到连当时的情况多么险恶都毫不知情。倘若他被捕时表现出惊恐或气愤,我反倒会对他非常怀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表现惊恐和气愤肯定是不正常的,而对一个诡计多端的人来说,这倒是他最好的选择。他坦然承认当时的情形,这说明他如果不是清白无辜的,那就是个自我克制能力特别强的人。如果说他罪有应得的话,只要你仔细考虑一下就会觉得同样合情理,那就是:当时他就站在他父亲的尸体旁边,而且恰恰在这一天,他毫无疑问地忘记了做儿子应该尽的孝道,竟然还和他父亲发生了争吵,甚至如同提供非常重要的证据的那个小女孩所说,好像还举起手要打他父亲似的。从他的话里的意思来看,他的自责和内疚都能表明他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而不是犯罪人的表现。”
“有许多人被绞死,证据远比这个案子的少得多。”我摇了摇头,说道。
“是有这样被绞死的。可是其中许多被绞死的人死得很冤枉。”
“那个年轻人自己都交代了些什么?”
“他自己的交代对认为他无罪的人们实质作用不大,其中倒有一两个地方给支持他的人一些启示。报纸就在这里,你自己看好了。”
福尔摩斯从那捆报纸中抽出一份赫里福德郡当地的报纸,他把其中一页翻折过来,指出那不幸的年轻人对所发生的情况做出陈述的那一大段。我安稳地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认真地阅读起来。其内容如下:
死者的独生子詹姆斯·麦卡锡先生出庭作证如下:
我曾离家三天去布里斯托尔,在上星期一(3号)上午才回到家里。我到家时,父亲当时不在家,女佣人告诉我,他和马车夫约翰·科布驱车去了罗斯。我到家不久就听见他的双轮轻便马车进院子的声音,从窗口我看见他下车后转头快步从院子往外走,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我也就拿着枪慢腾腾地朝博斯科姆比池塘那边走过去,打算看看池塘那边的养兔场。正如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在他的证词中所说,我在路上遇到了他。但是他还以为我是在跟踪我父亲,那是他弄错了。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走在我前面。当我走到距池塘有一百码的时候,我听见“库伊”的喊声,这喊声是我们父子间常用的信号。于是,我赶忙往前走,发现他正站在池塘旁边。他当时见到我好像大吃一惊,并且很粗暴地问我到那里干什么。接着我们就发生了争吵,并且几乎动手打了起来,因为我父亲脾气非常暴躁。看见他火气越来越大,已经要失去控制,我便离开了他,转身返回哈瑟利农场,但是我走了不过一百五十码,便听到我背后传来一声可怕的惨叫,我赶忙转头跑了回去,却发现我父亲躺在地上,头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我把枪扔在一边,将他抱起来,但他当时几乎就没有了呼吸。我在他身边跪了大约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到特纳先生的看门人那里去寻求帮助,因为他的房子最近。当我回到那里时,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我父亲身边,我一点儿不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他不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因为他待人冷漠,举止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就我所知,他现在至少没有要谋害他的仇人。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么些了。
验尸官:“你父亲临终前对你都说过什么没有?”
证人:“说了几句话,他的话含糊不清,我只听到他好像提到一个‘拉特’。”
验尸官:“你认为‘拉特’是什么意思?”
证人:“我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他当时已经神志不清了。”
验尸官:“你和你父亲最后一次争吵是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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