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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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常常自相矛盾，一旦你不再竭力回忆它们，一旦你对它们不理不睬，它们便会常常不请自来。卡曼就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去竭力回忆事故发生的经过。我说有些事情还是忘了为好。

或许吧，可那也不重要。卡曼就是这么说的。

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以前也是建筑业响当当的角色。那是在明尼苏达州，我曾经有过的生活。在我曾经有过的生活中，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美国孩子发奋成功的典型，历尽千辛万苦才一步步出人头地。对我而言，一切都如我所愿。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市繁荣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行情不顺时，我从来不勉为其难。不过，我凭直觉办事，大多数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到我五十岁时，我和帕姆拥有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四千万美元左右。我们仍然相亲相爱。虽然我有时也会看一眼别的女人，但我从来没有花心。在我们那黄金岁月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女儿进了布朗大学，另一个女儿参加海外交流项目，在国外教书。就在出事前，我和妻子正计划去那里看望她。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遭遇了横祸，情况就是这样。我当时正开着我的皮卡车。我右边的颅骨碎了，肋骨断了，右髋骨粉碎性骨折。虽说我的右眼保住了百分之六十的视力（天晴的时候要高一些），我却失去了整个右臂。

大家都以为我保不住这条命，但我硬是活了下来。大家都以为我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一个深度昏迷的废物，可这也没有发生。我苏醒过来时脑子里一片混乱，不过最糟糕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而等这一切过去时，我妻子也已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她已经重新嫁人，对方是开保龄球馆的。我的大女儿喜欢那家伙，小女儿觉得他是个喜欢自慰的家伙。我妻子说她会来看我的。

也许会，也许不会。卡曼是这么说的。

我刚才说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那是因为我起初记不得谁是谁，想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浑身痛得这么厉害。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种疼痛到了什么程度，有多厉害。我只知道那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不过这种说法似乎学究味太浓，就像《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的一幅高山的照片。只可惜当时我没有学究味，当时的感觉更像在爬山。

或许最难受的是头痛。总也停不下来。我的额头里面总是像午夜时分世界上最大的钟表店，里面时钟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由于我的右眼毁了，我总是隔着一层血红的薄膜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总是想不起名字和名称。我记得有一天帕姆在我的病房里——我当时还在住院，还没有进疗养所——她就站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谁，可让我生气的是明明角落里就有可以坐在上面的那玩意儿而她却站着。

“把那朋友拉过来，”我说，“坐到那朋友上。”

“你在说什么，埃德加？”她问。

“那个朋友，那个伙计！”我嚷了起来，“把那该死的伙计拉过来，你这没用的婊子！”我的头痛得简直要我的命。她开始流泪。我最恨她流泪。她凭什么要哭，又不是她被困在床上，只能隔着一层红色的雾霭去看周围的一切。又不是她像猴子一样被困在笼子里。我突然想起来了。“把那好朋友搬过来，看在上帝分上，坐下来！”这是我那完全乱了套、完全毁了的脑子能想起来的最接近“椅子”的说法。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医院里有两名年纪较大的护士，我叫她们自慰一号和自慰二号，就像她们是某一本黄色苏斯博士故事书里的人物一样。还有一个志愿给护士做助手的小姑娘，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个名字含有一丝淫秽色彩，至少我觉得是的。稍稍有了点力气后，我就开始揍人。我刺伤了帕姆两次，第一次成功了，只可惜扎向她的是一把塑料餐刀。她的前臂还是缝了几针，而我那天则被绑在了床上。

对于我的前半辈子，有一件事我记得最清楚。有天下午天特别热，我在那费用昂贵的疗养院康复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空调坏了，我被困在床上，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肥皂剧，我的脑子里有一千只铃铛在响，疼痛像拨火棒一样炙烤着我的右半身，右臂断了的地方在发痒，失去的右手指仿佛仍在抽搐。床边的吗啡注射器发出空洞的嘣的一声，表明你一时半刻别想再得到吗啡。一个护士闯进了我的红色视野里，一个生灵进来观看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她问：“你夫人来看你了，你可以见她吗？”我说：“除非她带了把枪来干掉我。”

你以为那种疼痛不会消失，可它却真的消失了。他们把我送回了家，我视线中的红色薄膜渐渐消退，这时卡曼来了。卡曼是心理学家，专门从事催眠疗法。他教了我几招，让我学会控制断臂处幽灵般的疼痛和瘙痒。他还给我带来了瑞芭。

“这并不是大家认可的控制怒火的心理疗法。”卡曼博士说，不过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骗我，目的是让瑞芭显得更加可爱。他要我给她起一个可恨的名字，于是我用一位姨妈的名字来叫她。我小时候每次没有把蔬菜吃完时，这位姨妈都会掐我的手指。可是，得到她还没有两天，我就忘记了她的名字。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而每一个男孩的名字都让我变得更加狂躁：兰德尔、罗素、鲁道尔夫，甚至还有该死的凤凰河。

帕姆端着我的午餐走了进来，我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克制，不让自己发作。不过，就算我一时忘记了那个让我发泄怒火的毛茸茸的金发娃娃的名字，我也没有忘记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运用它。

“帕姆，”我说，“请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让我控制住自己。我能做到。”

“你肯定——”

“是的，你他妈的只管从这里滚出去，再往脸上扑点粉。我能做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可我只能那么说——我能做到。我想不起来那该死的布娃娃的名字，却能记得我能做到。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疗养院这部分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算我知道我在那场瓢泼大雨中毁了，真的毁了，彻底地毁了，我还是不停地说着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我说，于是她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手中仍然端着盘子，杯子和碟子相碰时发出咔嗒的响声。

她出去后，我将那布娃娃举到我的面前，使劲盯着它那双愚蠢的蓝眼睛，将拇指塞进了它那愚蠢的瘪肚子里。“你叫什么，你这脸蛋像蝙蝠的婊子？”我冲着它吼道。我绝对没有料到帕姆正和值白班的护士一起通过厨房的对讲机偷听。不过，即使对讲机没有坏，她们站在门外也能听到我的吼声。我那天的声音特别大。

我使劲摇晃着布娃娃，它的脑袋前后晃荡着，愚蠢的头发在空中飞舞，那双蓝色的卡通眼睛似乎在说：“噢哦，你这讨厌的男人！”

“你叫什么名字，婊子？你叫什么名字，臭婊子？你叫什么名字，你这廉价的塑料废物？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杀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杀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抠出你的眼睛，挖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我的脑子突然短路了，这种情况四年后的现在仍然会发生，只是远不像当初那么频繁。我在那一刻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皮卡车上，身旁放着我的苹果笔记本，旧不锈钢午餐盒就放在副驾驶座前的脚坑中，书写夹板靠在上面发出嗒嗒嗒的响声。我相信我不是美国仍然工作的百万富翁中唯一一个带午餐盒的，我估计至少会有几十个。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女人几近狂热的喊声“是红的！”只有三个字，但三个字已经足够了。这是一首歌，描写一个穷女人将自己的漂亮女儿当做妓女驱赶了出去，歌名叫《幻想》，演唱者是瑞芭·麦克英泰尔。

我将布娃娃搂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永远不会再忘记了。”虽然我后来还是忘记过，但我再也没有生过气。没有。我像搂着一位小情人那样将她搂在怀里，闭上眼睛，想象着在事故中变成一堆废铁的皮卡车。我想象着不锈钢的午餐盒与书写板上的铁夹子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响声，想象着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福音传道者般的狂热：“是红的！”

卡曼博士说这是一个突破。我妻子似乎根本不像卡曼博士那么乐观，她亲吻我脸颊时完全是在例行公事。大约两个月后，她告诉我她想离婚。

这时，要么是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要么是我的脑子在处理这种事时已经进行了至关重要的调整。我虽然还会经历头痛，但次数少多了，而且很少像原来那么厉害。尽管我每天仍然急不可待地等着他们五点钟给我注射维柯丁，八点钟注射奥施康定——如果不注射这两样东西，我几乎无法拄着那副加拿大产的鲜红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我那重新修复的髋骨正开始愈合。

“康复女王”卡迪·格林每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来家里。每次开始她的特殊治疗之前，她会给我多打一针维柯丁，但每次以屈腿训练结束康复锻炼时，我的叫喊声会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们的地下娱乐室被改成了治疗室，里面有个热水浴缸，而且设计得可以让我自己进出。经过两个月的理疗后——差不多是那场意外事故发生六个月后——我晚上开始进浴缸去泡一会儿。卡迪说每天到地下室去锻炼一两个小时可以释放内啡肽，我可以睡得更香。我不懂内啡肽是什么，但我的睡眠确实有所改进。

有天晚上，正当我在地下室锻炼时，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下楼来告诉我，她要和我离婚。

我正做着仰卧起坐，立刻停了下来望着她。我坐在一块小地毯上，她站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谨慎地与我保持着距离。我本可以问她是否当真，可地下室里安装的荧光灯非常亮，我不必再开口问她。再说了，我也觉得女人在自己的丈夫死里逃生六个月后是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我本可以问她为什么，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我可以看到她手臂上那块白色的小伤疤，那还是我住院时用塑料餐刀扎伤的，而那还只是众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我想起自己不久前曾要她滚出去，往脸上扑点粉。我想要她再考虑考虑，但我心头的无名之火再次油然而生。在那些日子里，卡曼博士所说的不恰当的怒火常常突然出现，而我当时的感受似乎也的确并不那么恰当。

我当时正好脱了上衣，右臂还剩下大约十厘米，耷拉在肩膀下。我将剩下的这截胳膊挥向她——胳膊上只剩下一部分肌肉，我能做到的只是将它抖了抖。“这就是我，”我说，“在向你表示我对你的鄙视。如果那就是你的感受，立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滚出去，你这抛家弃夫的瓢子。”

泪珠已经开始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但她还想挤出一丝笑容。“婊子，埃德加，”她说，“你是想说婊子。”

“我就是那意思。”我说，继续做起了仰卧起坐。失去一条胳膊后，做仰卧起坐真是极大的折磨，我的身体总是想朝断臂方向倾倒、旋转。“我要告诉你的是，换作是我，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会继续与你同甘共苦，陪伴你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

“这是不一样的，”她说，任由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这是不一样的，你也知道。如果我发火，我不可能把你掰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