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第4/5页)

他哈哈大笑起来，把那幅画放到书桌上。“可惜不太像明尼苏达。”他说，带有一点瑞典口音。

“是我从一本书上临摹的。”我说，“汤姆，你找我有什么事？如果是生意上的事——”

“跟你说实话，是帕姆让我来的。”他低下了头，“我不太想替她跑腿，可我又觉得无法拒绝她。”

“汤姆，”我说，“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我又不会咬你一口。”

“她找了个律师，准备和你闹离婚。”

“我早就料到了。”我说的是实话。我还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掐过她，但我记得她说我掐她时的那种眼神。我记得我说她是个抛弃丈夫的婊子，记得我当时觉得她即便倒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死了，我也会无所谓的。根本无所谓。撇开我当时的感受不说，帕姆一旦打定主意沿着一条道走下去，她几乎从来不会再回头。

“她想问一问你是否会请布仔。”

我笑了。威廉·博兹曼三世是我们公司原来请的那家明尼阿波利斯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如果他知道我和汤姆二十年来一直叫他布仔，他大概会气得大出血。

“我还没有考虑过。她干吗要问这个，汤姆？她究竟想要什么？”

他一口气喝了半杯可乐，将杯子放在书架上，旁边就是我那幅蹩脚的画作。他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她说她希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她说：‘我不想发财，也不想你争我夺。我只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样公平地对待我和两个女儿，你能不能把这话告诉他？’于是我就来了。”他耸耸肩，仍然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

我站起身来，走到客厅和门廊之间的大窗户前，望着窗外的湖水。等我回过头来时，汤姆·赖利的神色不对劲。我起初以为他胃痛，但随即意识到他是在竭力忍着泪水。

“汤姆，你怎么啦？”我问。

他摇摇头，想开口说话，但只是含糊地哼了一声。他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口：“老板，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只有一条胳膊。我真是太难受了。”

他这话说得太直白，太真诚，也太感人，换句话说，直接打动了我的心。我相信在那一刻我俩都想放声痛哭一场，就像奥普拉·温弗里脱口秀中两个特别敏感的观众一样。我们只需一位菲尔大夫，慈祥地点头同意我们流泪而已。

“我也很难受，”我说，“可我在一点点地好起来。真的。我还要请你带一句话给她。只要她愿意，我们可以协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自己协商就行了。”

“你说的是真心话，埃德加？”

“当然是的。你先全面地算算，看看我们最少有多少钱可以分配。什么也不要隐瞒。然后我们将所有钱分成四份。给她三份——百分之七十五——是她和两个女儿的。剩下的归我。至于离婚嘛……嗨，明尼苏达是那种谁也没有过错的州，我和她可以一起去吃顿午餐，然后再去鲍德斯书店买一本《离婚傻瓜指南》。”

他脸上一副茫然的神情：“有这样的书吗？”

“我还没有查过，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书，我把衬衣吃了。”

“我记得应该是‘把裤衩吃了’。”

“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算了。埃德加，那样一来的话，你的家产就毁了。”

“我根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是建议我们都放下自己的臭架子，因为律师之所以能常常吃大头就是因为我们放不下自己的臭架子。只要大家理智一点，人人都能得到足够的一份。”

他喝了一口可乐，眼睛始终望着我。“我有时怀疑你还是不是我原来那个老板。”他说。

“那个人死在那辆皮卡车上了。”我说。

如果大家以为我这康复场所是一座湖边别墅，四周风光旖旎，只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土路穿过北方的树林通向那里，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圣保罗市郊。我们的湖边别墅位于阿斯特路的尽头，这条铺了柏油的马路从东霍伊特街一直通到湖边。十月中旬，我终于接受卡迪·格林的建议，开始练习走路。距离不长，只是走到东霍伊特街而已，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的髋骨都在请求我可怜可怜它，眼泪也常常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尽管如此，我每次回来时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征服了世界的英雄——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就是个大骗子。那天我正慢慢往家走，突然费维勒太太的车撞上了甘道夫——一条非常惹人喜爱的杰克罗素犬，是我隔壁邻居家那女孩的。

我回家的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突然看到这个姓费维勒的女人开着她那辆可笑的暗黄色悍马从我身旁驶过。像往常一样，她一手握着手机，一手夹着香烟；像往常一样，她的车开得太快。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当然肯定没有看到甘道夫冲进前面的街道上，没有看到它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全身穿着女童子军装、从街道对面走来的莫妮卡·格尔斯坦。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那修复的髋骨上。像往常一样，这些短距离的散步接近结束时，这种所谓的医学奇迹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一万个小玻璃碎片在扎着我。在听到悍马车的轮胎发出的刺耳响声之前，我最清晰的记忆是费维勒太太生活在与我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宇宙里，在她那个世界里所有感觉的力度都只有我这个世界里的一半那么强烈。

接着，轮胎发出一阵哀嚎声，还伴随着一个小女孩的尖叫声：“甘道夫，不！”在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清晰而可怕的景象：差一点要了我命的那辆吊车完全挡住了我那辆皮卡车右窗外的视线，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突然被一种黄色所吞噬。那种黄色比费维勒太太悍马车的颜色更鲜艳，黑色的字母向我飘浮而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甘道夫开始尖叫，我眼前的幻觉——卡曼大夫无疑会将那称作“恢复的记忆”——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四年前那个十月下午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狗也会尖叫。

我开始拖着双腿，像螃蟹一样横着奔跑，红色的拐杖重重地落在人行道上。我相信任何旁观者都会觉得我那样子非常滑稽，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我。莫妮卡·格尔斯坦跪在街道中央她的小狗旁，身后就是悍马车那方格形的高大护栅。她脸色煞白，身上穿着墨绿色统一服装，胸前的彩带上挂着徽章和奖章，彩带的一端耷拉在甘道夫流出的那摊鲜血中。费维勒太太像是跳出又像是摔出了悍马车那高得可笑的驾驶座。艾娃·格尔斯坦高声喊叫着女儿的名字，从自己家的大门跑了出来，衬衣上的纽扣只扣了一半，脚上连鞋子都没有穿。

“别碰它，宝贝，别碰它，”费维勒太太说，手里仍然夹着那支香烟。她神情紧张地猛吸了几口。“它可能会咬人。”

莫妮卡没有理她。她摸了摸甘道夫的身体，甘道夫再次尖叫起来——那的确是尖叫——莫妮卡用掌根捂住自己的眼睛。她开始摇头。我完全能理解她。

费维勒太太想伸手去拉莫妮卡，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她后退了两步，靠着她那可笑的黄色交通工具高大的车身，抬头望着天。

格尔斯坦太太在女儿身旁蹲下来：“宝贝，哦，宝贝，请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