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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当我身强体健时 (第3/5页)

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号病房里,母亲在饮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默滑落:这真是和那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不公平,令人无法忍受……你能去劝他们什么呢?你能说得出什么安慰的话呢?

“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我问。

“绝对是,”她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做,有什么后果?”

“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

“但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

“要自己判断了。”

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方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单凭这些知识够吗?光靠脑子聪明显然行不通,道义上也需要明确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这个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妇产科的轮转结束了,立刻就转到肿瘤外科。同期的医学生玛丽和我一起轮班。轮班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她被分配去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这是很复杂的手术,需要调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这种手术里,医学生一般都要连续站上九个小时,通常只是旁观,顶多帮忙拉拉勾。被选中去协助这种手术,是医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过程极度复杂,能够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总医生的级别。但这也是会累垮人的手术,是对普外科医生技能的终极测试。手术开始后十五分钟,我看到玛丽站在走廊里哭。惠普尔手术开始时,医生要从小小的切口放进一个小小的摄像头,看有没有转移瘤。因为如果癌细胞大面积扩散,那手术就没用了,需要取消。玛丽站在手术室里,想着要站上整整九个小时,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祈祷:“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转移啊。”的确有。病人被重新缝合,手术取消。玛丽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心灵就不断被愧疚侵蚀,越来越深,痛苦不堪。玛丽冲出手术室,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我恰好出现在那里。

*

医学院的第四年,我看着很多同学一个个选了要求不那么高的专业(比如放射科或皮肤科),并申请了住院医生。我对此困惑不已,搜集了好几个顶尖医学院的数据,发现趋势都一样:读完医学院之后,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专业,上班时间比较人性化,工资比较高,压力比较小。他们在申请医学院时写就的雄心壮志,要么打了折扣,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临近毕业,我们按照耶鲁的传统,坐下来,修改我们毕业典礼上要说的誓言。总之就是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奥斯勒和其他几个伟大医学界前辈名言的合集。有几个同学争论说,应该去掉把病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句子。(其他人不允许,讨论没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些话没有去掉。在我看来,这种自我中心论是完全与医学精神相悖的,但话说回来,也是完全合理的。的确,这世上99%的人选工作都是这样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事实本来就是如此,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要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么使命的召唤。)

而我呢,会选神经外科。这个选择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究其发端,是一天晚上,刚刚走出手术室,在一间病房里,我带着默默的敬畏,听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与病人父母的谈话。他们的孩子长了个很大的脑瘤,那天晚上刚送到医院,说是头痛。医生不仅跟他们详细讲述了临床上的一些信息,也充满人情味地表达了对这种不幸的同情,并为他们提供了指导。恰巧,孩子的妈妈是一名放射科医生。肿瘤看上去是恶性的,妈妈已经研究了扫描结果,现在她坐在日光灯下的塑料椅上,完全崩溃了。

“好了,克莱尔。”医生轻轻开了口。

“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吗?”母亲打断了他,“你觉得是癌症吗?”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即将改变——已经改变了。这是一场长途旅行,你明白吗?你们必须相互陪伴支持,但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好好休息。这种病要么让你们更团结亲密,要么让你们彻底决裂。所以,现在你们要给彼此前所未有的支持和陪伴。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一个整夜待在床前或者守在医院不走,好吗?”

他继续说起手术计划,可能的结果和预后,现在需要做什么决定,需要开始考虑但不用立刻就做的决定,还有他们暂时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决定。谈话结束时,一家人并不轻松,但看起来似乎可以面对未来了。我一直注意着两夫妻的脸,一开始毫无血色、呆滞迟钝,几乎是神游天外,后来神情越来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儿的我突然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所有的医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经外科医生则在为病人保命与保住个性之间备受煎熬:每一次脑科手术,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对自身本质的一次操控;每一次和经历脑科手术的病人谈话,也都迫使我们直面这个现实。另外,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脑科手术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事情了,是一件会对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如此的紧要关头,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愿意用失去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默默无声地度过余生吗(也许你要替自己的母亲做这个决定)?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愿意右手丧失行动能力,来停止抽搐吗?你到底要让孩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呢?因为脑部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任何神经上的问题都迫使病人和家属去思考(理想的状况是,有医生指导他们):到底是什么,才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而值得一活?

神经外科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这里没有宽宥,必须追求完美。我想,这就像古希腊“arete”这个概念,是一种道德、情感、思维和身体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神经外科似乎提供了最艰难的挑战,也最为直观地面对意义、个性和死亡。神经外科医生的肩膀上负担着沉重的责任,同时也是精通各个领域的“多面手”: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神经内科、放射学。我意识到,不仅要训练思维和双手,还有眼睛,也许还有其他器官。这想法来势汹汹,令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许,我也能像那些博学通才一样,跋涉在情感、科学和精神难题最茂密的荆棘丛中,找到出口,或者杀出一条血路。

医学院毕业后,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去加利福尼亚开始住院生涯。我在斯坦福,露西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正式成为过去,我们要真正承担起责任了。我很快在医院交了几个好朋友,特别是和我同期的住院医生维多利亚,还有比我们早来几年的血管外科住院医生杰夫。接下来七年的训练生涯中,我们将一起成长,一开始只是见证医院里戏剧化的一幕幕,到后来自己开始担任其中的主角。

第一年的住院医生,在生命与死亡这样厚重的背景下,真可谓卑微如蝼蚁。不过,就算这样,工作强度也是巨大的。第一天到医院,住院总医生就对我说:“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不仅仅是最好的外科医生,我们也是整个医院最好的医生。这就是你的目标。让我们为你骄傲吧。”科主任经过病房时说:“吃饭的时候记得用左手。你要学会左右开弓。”年资比较高的一位住院医生说:“给你小小提醒一下,总医生正在闹离婚,别跟他聊闲天。”带我的是个很开朗的医生,本来应该给我一些说明和指导,却只是交给我一份四十三个病人的名单:“我只需要跟你说一件事: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伤害,但他们无法让时间停止向前。”说完他就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没离开医院,但不久以后,这些堆积如山、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文件工作,只需要花一个小时就能轻松解决了。不过,医院工作中,你归档的文件可不仅仅是文件,而是各种各样充满风险与胜利的病例。比如,八岁的马修,有一天因为头痛来看医生,结果发现下丘脑附近有个肿瘤。下丘脑控制着我们的基本需求:睡眠、饥饿、口渴和性需求……那附近的任何肿瘤如果不及时彻底地处理,都会让马修的余生生活在化疗和更多的手术之中,头上还需要插着导管过活……简单来说,会毁了他的童年。完全切除肿瘤就能避免上述情况,但可能有损伤下丘脑的风险,让他染上暴饮暴食之类的毛病。手术开始,医生从马修的鼻腔里伸进一个内窥镜,钻开他的颅骨。进去以后就看到一个清晰的平面,切除了肿瘤。几天后,马修就在病房里活蹦乱跳了,还从护士那里偷糖吃。他准备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很开心地填着他那似乎永远也填不完的出院手续。

我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发生在一个周二。

八十二岁的一个老太太,身材娇小,自己收拾得很整洁,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科实习了一个月。(验尸的时候,病理医师得知她的年龄很是震惊:“她的器官年龄只有五十岁啊!”)她住院是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的便秘。我们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肠子能自行恢复。希望落空后,我们做了个小手术来进行治疗。周一晚上八点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志清醒,状态良好。我一边和她聊天,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日工作计划,把最后一项(“术后检查,哈维太太”)划掉。我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电话响了。病人不行了。几个小时前那种略带官僚主义的志得意满突然被撕得粉碎,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连珠炮似的发布指令:“一升盐水静脉输液、心电图、照胸片,马上行动——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给住院总医生打了电话,她告诉我还要多做一些检查,等我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给她打电话。我冲到医院,看见哈维太太呼吸困难,心跳加快,血压陡降。无论我做什么,她也不见好转。而当时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实习生,呼机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药物),有些没法不管(急诊室病人主动脉瘤断裂)。我手忙脚乱,如同溺水的人,万事缠身,黔驴技穷。哈维太太仍然没有起色。我安排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拼命给她灌药输液来保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狂奔在急诊室那个面临死亡威胁的病人和重症监护室那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之间。凌晨5:45,急诊室的病人被推往手术室,哈维太太的情况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动用了十二升点滴、两个单位的血、一台呼吸机、三个血压增压器,才得以维持她的生命。

等我终于走出医院,已经是周二下午五点。哈维太太仍然不见好转,也没有恶化。晚上七点,电话又响了,哈维太太昏迷了,重症监护团队正在尝试心肺复苏。我又狂奔回医院,她再次死里逃生,真是命悬一线。这次我没有回家,只是到医院附近去吃了晚饭,以防万一。

八点,手机响了:哈维太太去世了。

我回家去睡觉。

我的情绪介于愤怒和悲伤之间。不管怎么说,哈维太太是从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脱颖而出”,才成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参加了她的尸检,看着病理医师把她开膛破肚,移走各种器官。我亲自检查那些器官,用双手去抚摸,检查我在她肠道上缝针打的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见证了很多死亡。有时候是站在角落窥视,有时候则和死神在病房里狭路相逢,感觉非常尴尬。下面是一些我亲眼看着死去的病人:

1.一个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结不起来了,血一直流进他的关节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向死亡。每天,淤血的范围都会扩散。陷入神志昏迷之前,他抬头看着我说:“这不公平——我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释过的。”

2.一位病理医师,患了肺炎,病入膏肓,临终时哮喘不断,最后被送去尸检——这是她最后一次去病理实验室,而她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岁月。

3.一个男人,做了个神经外科的小手术,治疗常常突如其来的面部惊痛。医生在有“嫌疑”的神经上放了一小滴胶液,免得被血管压迫。一周后,他遭遇了剧烈的头痛。什么检查都做过了,但无法做出任何诊断。

4.头部创伤的很多病例:自杀、枪击、酒吧斗殴、摩托车事故、撞车,还有被麋鹿攻击。

有时候,这种沉重感非常明显。压力与沮丧弥漫在空气中。一般情况下你都注意不到,只是将这愁云惨雾呼吸进去。但在某些时候,比如闷热潮湿的日子里,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让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医院的感觉,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没有尽头的丛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死者家属们的眼泪就像大雨,倾盆而下。

到了培训的第二年,突发事件时你必须第一个到场。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却可以妙手回春:当我第一次将昏迷不醒的病人从急诊室带到手术室,从他头颅中抽出积血,看着他醒过来,跟他的家人谈话,抱怨他头上的切口时,我突然陷入一阵愉悦的眩晕。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步履轻快地在医院里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当然有负面影响。虽然官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八十八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泪,脑袋生疼,凌晨两点还在牛饮能量饮料。工作的时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击中我。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会儿盹,然后再开十五分钟的车回家,瘫倒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医生都能承受住这种压力。有一个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指责,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他是个相当有天赋的外科医生,但一犯了错误就难以面对、无法承认。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里,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业。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说,“就是直视我的眼睛,说:‘我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错。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

“但是是护士——”

“不。你必须说出来,发自内心地说。再试试。”

“但是——”

“不。说出来。”

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压力让另一个住院医生也出局了。她选择离开,找了份不那么繁重的咨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随着我的技术日益精进,我的责任也重大起来。我学习如何判断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难逃一死,哪些不能仅凭我的判断来决定。我也会犯错误。我把一个病人紧急送往手术室,只来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要通过管道进食,过上了自己决不接受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败。衰退的机能、无意识的新陈代谢,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重担,一般都要被送往某个机构,无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来越少,直到褥疮或肺炎无可避免地夺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不到。而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去裁决。

我选择医疗事业,部分原因是想追寻死神: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我以为,在生与死的空间中,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舞台,不仅能凭怜悯和同情来采取行动,自身还能得到升华,尽可能地远离所谓的物质追求,远离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达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的抉择与挣扎……在那里,一定能找到某种超然卓越的存在吧?

但住院医生的生涯中,别的什么东西渐渐在我眼前展现。脑部损伤如同永不停歇的密集炮火将我包围,我开始怀疑,离探索的前沿如此之近,这些时刻炽热强烈的光也许会让我对它们自然的特性视而不见,如同为了学习天文学直接凝视太阳。在病人们的关键时刻,我还没有达到与他们同在的境界,只能说是这些关键时刻的参与者。我看过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开始习以为常。一个溺水,或者说“溺血”的人,会努力去调整自己,学会漂浮,学会游泳,甚至开始享受人生,和医生护士交心,因为他们和你绑在同一条船上,陷在同样的风浪中。

我的住院医同事杰夫和我一起合作治疗创伤。每次创伤室那边有并发的脑损伤,他就叫我过去,我俩的行动一向很默契。他检查腹部,然后问我对病人的认知功能有什么判断。“嗯,他要是想还是可以做参议员的,”有一次我如此回答,“不过只能去个比较小的州了。”杰夫大笑,从那时起,一个州的人口就成为我们描述脑损伤严重程度的指标。“他是怀俄明还是加利福尼亚?”杰夫这么问,决定给病人制订什么程度的治疗方案。或者我可能会说:“杰夫,我知道他的血压还很正常,但我要给他做手术,不然他就要从华盛顿变成爱达荷了,你能把他稳一稳吗?”

一天,我在餐厅吃着常吃的午餐,健怡可乐加冰激凌三明治。突然呼机响了,说马上要来一个重伤病人。我跑到创伤室,刚把冰激凌三明治藏在一台电脑后面,急救车就到了,急救员们推着轮床,连珠炮似的交代情况:“二十二岁,男性,摩托车事故,时速四十英里,鼻孔流出液体,疑似脑浆……”

我立刻开始工作,叫人给我拿了个插管托盘,检查其他的体征。安全插管之后,我检查了他身体多处的创伤:脸部淤青,皮肉擦伤,瞳孔放大。我们给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减轻脑肿胀,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颅骨碎裂,活动性大出血。我心里已经在规划开颅手术了,该怎么钻开颅骨,把血抽出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了。我们又迅速把他推回创伤室。创伤团队的其他人刚刚赶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围,各种各样旋风般的行动迅速进行:很多导管插入他的股动脉,深入他的胸腔,静脉上注射着药物;与此同时,医生的拳头捶打着他的心脏部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钟后,我们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过程。大家都意见一致地低语:脑部受这么重的伤,死了其实更好。

我溜出创伤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领进去认尸。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健怡可乐,我的冰激凌三明治……创伤室又那么闷热。急诊室一个住院医生帮我打了掩护,我像个幽灵似的溜了回去,从那个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尸体前,把冰激凌三明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里冻了三十分钟,三明治算是“满血复活”了。我一边想,挺好吃的,一边把卡在牙缝里的巧克力碎屑给弄出来。而死者的家人正在那边做最后的道别。我在想,短暂的从医生涯以来,我的道德观,是后退了,还是进步了?

几天后,我听说医学院的一个朋友劳里被车撞了,一个神经科医生做了手术,试图救她的命。她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第二天去世了。我不想再往下听了。以前听这种事情,总是一句简单的“车祸丧生”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听到一句“车祸丧生”,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种各样的画面一起涌上来:轮床急速向前,创伤室的地上鲜血淋漓,导管插入她的喉咙,拳头不断捶打她的胸腔。我仿佛看见一双手,我的手,剃着劳里的头皮,手术刀割开她的头颅;耳边有钻子的嗡嗡声,骨头的焦煳味,钻开时飞扬的微尘,撬开她一小块头骨时那裂开的声音。她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她的头部完全被拆解了。她再也无法变成完整的自己了,她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不出她了。也许她身上还插了胸管,一条腿上做了牵引……

我没有询问细节。毕竟已经见过太多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现出自己毫无同情心的一幕又一幕:我对病人万分担忧的心情不管不顾,急着劝他们出院;别的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忽略病人的痛苦;我观察病人的病状,记下来,做出自以为准确的各种诊断,却并没有看到深层的病因——后来这些病人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满怀复仇的怒火,不屈不挠。

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医生们来看她,有时各人单独地来,有时大家举行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很多的话,他们互相批评,按照他们看得出来的病症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了解娜塔莎病中的痛苦。”)一位刚被诊断出脑瘤的母亲来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惧,完全不知所措。当时的我筋疲力尽,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向她保证手术一定会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说没时间详细地解答她所有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呢?曾经有个脾气特别暴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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