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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至死方休 (第2/5页)

医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谈具体的预后状况,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当然,如果一个病人的期望实在太不切实际,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能活到一百三十岁,有的又觉得皮肤上长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斑点就是将死的征兆,那么,医生应该引导他们,让他们的想法变得合理一些。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从精子银行回到家,我接了个电话,被告知的确有EGFR突变,可以治疗。谢天谢地,不用去化疗了,我要开始服用特罗凯这种小小的白色药片了。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强壮了许多,而且突然有了一丝希望,虽然如今的我已经不太明白“希望”的真正含义。笼罩在我生命周围的迷雾又消散了一点点,露出一线蓝天。接下来的几周,我又有胃口了,体重回升了一些;我长了严重的痤疮,不过这通常代表药效良好。露西一直很喜欢我光滑的皮肤,但现在上面痘疮遍布,再加上我摄入了血液稀释剂,所以这些疮疤总在流血。如果说以前我身上还有些地方称得上“帅气”的话,现在这种气质正在慢慢地流失,不过,公平地说,我宁愿丑一点,也要保命啊。露西说她还和以前一样爱我的皮肤,才不管痤疮什么的呢。然而,尽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仅来自于大脑,但现在也只能完全听大脑的摆布和支配了。那个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充其量也只能把他作为“奋斗目标”而已。

我和艾玛每两周见一次,一开始,我俩的讨论就从医学方面的问题(“皮疹感觉好些了吗?”)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话题。通常来说,得了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这也是我的选择之一。

“很多人一查出癌症就彻底辞职了,”她说,“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论怎样都行。”

“我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嗯,这个我没法说。”她说,“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手术台,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如果我还有两年,那我就去写东西。如果还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

“你也知道,我没法跟你说到底还有多少年。”

是啊,我知道。她经常“打太极”,说我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在逃避:好吧,可以啊,反正我也从来不跟病人说具体的时间,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该做些什么的呀,不然我怎么去做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接着我想起我犯过的错误:有一次,我建议一家人撤掉儿子的生命维持系统。结果两年后,那对父母又出现在我面前,给我看一段网上的视频,是他们的儿子在弹钢琴。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杯子蛋糕,感谢我挽救了那孩子的生命。

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专家的诊室没有窗户,露西和我坐在并排的扶手椅中,详细讨论了我的病会对两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还有未来将面对的已知与未知的痛苦,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困难,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说实在的,癌症,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嗯,在这件事情上,你俩比我见过的任何夫妻处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约诊结束后,专家说,“我还真没什么建议可以给你们的。”

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大笑起来,至少我又在什么事情上杰出了一把。这么多年帮助那些绝症患者,还是有收获的!我转身看着露西,本以为她也在微笑,但她却不停摇着头。

“你没听明白吗?”她握住我的双手,“如果我们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说明没有好转的余地了。”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我很快从肿瘤专家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医疗界,算是有变数的绝症,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关方面的专家纷纷涌现,出现了长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训练,我得以分析各种数据。而根据数据来分析我的预后,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这并不能帮我做好一个病人。那些训练无法给露西和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个孩子;也无法告诉我们,当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我需要艾玛的帮助。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不过我每周的主要时间并非在进行认知疗法,而是接受物理治疗。每个我经手的病人,几乎都被送去接受过物理治疗。结果现在我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过程是这么艰难。作为医生,你当然了解生病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不亲身经历,你就不算真正了解。跟坠入爱河或者生孩子是一样的。堆积如山的病历表格需要填写,还有其他烦琐的小事,都会让你心烦意乱。比如,输液的时候,液体进入血管时,嘴里真的会涌起一股咸味。他们告诉我,人人都是这样,但从医十一年的我却是头一回切身体会。

在物理疗法上,我还没进展到举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么的。这就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真是丢脸。我的脑子还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我身体很虚弱,不堪一击,那个经常去跑半程马拉松的人,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也成为你的特性之一。难以忍受的背痛可以塑造你的特性,疲乏与恶心的感觉也可以。负责我物理治疗的教练凯伦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了两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出去跑个步。身体虚弱了,决心就变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坚持锻炼,力量每增加一点,我的世界就更宽广一点,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点。我开始增加锻炼的次数、抬举的重量和练习的时间,逼着自己一直练到想吐为止。两个星期后,我可以连坐三十分钟不觉得累,也能跟朋友出去吃个晚饭了。

一天下午,露西和我开车到了幽谷路——骑单车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最爱。(出于个人的骄傲,我得说一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骑车去那里的,但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骑车怕是爬不上那些小山坡了。)我左摇右晃地骑了十公里左右。去年夏天,我可是轻轻松松就骑了将近五十公里啊,现在和那时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但至少我还是在两个轮子上坐稳了。

这到底是胜利,还是落败?

我开始期盼和艾玛见面。在她的诊室里,能有种找回自我的感觉,至少是某一个自我。走出她的诊室,我就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没有工作,过去的那一个自己,那个神经外科医生,那个科学家,那个相对来说眼前有一片光明坦途的年轻人,仿佛迷失在了某个地方。在家里,我虚弱疲惫,也不是露西的好丈夫。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组成的,那我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十四世纪的哲学专著中,“病人(patient)”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动作的对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作为医生的时候,我是动作的发出者,动作的原因,但作为病人,我仅仅是某个事件发生的对象。然而,一进艾玛的诊室,露西和我就能轻松自在地开玩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医学术语,敞开聊我们的希望与梦想,试着制订下一步的计划。已经两个月了,对于我生命还剩多久的预言,艾玛仍然语焉不详。而且我无论说起什么相关的数据,她都断然制止,提醒我好好注重自己的价值。尽管我对此略有不满,但至少在她这儿,我感觉自己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切的热量都是要衰落,减退……之类的)的例子。

面对死亡,很多决定都显得迫在眉睫,没有退路,容不得一点优柔寡断。对于露西和我来说,所有决定中最紧迫的是:我们该不该要个孩子?就算我的住院生涯快结束时我俩的婚姻关系有点紧张,但我们彼此一直是非常相爱的。我们的关系仍然非常深厚,我们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携手成长。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生意义的基石,那么生儿育女就为这个意义增添了新的维度。要孩子是我们一直渴望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仍然被这种本能驱使着,想为家中的餐桌再添一把椅子。

我们俩都渴望为人父母,同时又极力为对方着想。露西当然希望我还能多活几年,但也很理解我预后的情况,觉得应该由我来选择余生是否想当爸爸。

“你最害怕,或者最伤心的是什么?”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她问我。

“离开你。”我告诉她。

我知道,一个孩子能给整个家带来欢声笑语。我根本不忍心去想,等我撒手人寰后,露西既无丈夫又无孩子陪伴的样子。但我坚持,最终的决定必须由她来做:毕竟,她很有可能需要独自抚养这个孩子;随着我病情的恶化,她可能还要同时照顾我们俩。

“生了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问,“你不觉得,向自己的孩子告别,会死得更痛苦?”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很好吗?”我说。露西和我都觉得,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我们就此事进行了长谈。家人也表示支持,并给予祝福。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由于我在吃药,借助外力来怀孕看来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去找了帕洛阿尔托一家生殖内分泌诊所的专家。她雷厉风行,非常专业,但显然,她之前接触的大都是不孕不育的病人,对于我这种时日无多的绝症患者,还很缺乏经验。她给我们说了一连串相关的东西,眼睛一直盯着笔记本:

“你俩试了多久了?”

“这个嘛,我们还没试呢。”

“哦,对。当然。”

最后她问道:“根据你的……呃……情况,我猜你们应该想快点怀孕吧?”

“是的,”露西说,“我们想马上开始。”

“那我建议你们先尝试一下试管婴儿。”她说。

我说,我们想尽量减少培养和破坏的胚胎数量。专家看上去满脸疑惑。大多数来这儿的人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在我死后让露西面对好多胚胎,不知如何是好。那是我俩共享的基因组,也是我留存在世界上最后的遗物,封存在某个地方的冰柜里,要毁灭掉太痛苦,又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人——毕竟现在的技术有限。然而,几轮人工授精之后,很显然我们需要借助更高深的技术: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几个试管胚胎,然后移植最健康的那个。其他胚胎只能自生自灭。就连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死亡也占有一席之地。

治疗开始后六个星期,我去做了一次CT,看看特罗凯的疗效。等我从CT机上下来,工作人员看着我说:“医生,这本来是不合规矩的,但你如果想看看就去看吧,电脑在那边。”我把指示器上的图像上传到电脑,把自己的名字打了进去。

长痤疮是令人安心的好现象。我的肢体力量也有所恢复,尽管背痛依然剧烈,疲乏感还是不断袭来。我坐在那儿,回想艾玛说的话,不管肿瘤生长情况如何,只要是比较小规模的生长,都算是治疗有效果。(当然,我父亲之前预言说,一切癌细胞都会消失。“你的片子上肯定什么也没有,保比!”他喊着家人对我的昵称,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断对自己重复,就算是小规模的生长,也是有疗效的,然后深呼吸一下,在屏幕上点开图像。我的肺部,之前散布着数不清的肿瘤,现在却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叶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来,我的脊椎也开始康复。很显然,肿瘤大大减少了,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的癌症病情稳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去见艾玛,她仍然不愿意预测生命周期,但有点松口了:“你现在好转了很多,我们可以改到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了。下次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你未来的生活了。”我感觉到,过去几个月来的那种混乱恐慌在逐渐退却,新的秩序开始慢慢建立。我对未来那种心急火燎的紧张感也放松下来了。

那个周末,有个当地斯坦福神经外科毕业生的聚会,我很期待,因为又有机会寻找一下过去的那个自己了。然而,去了现场才发现,两相比较之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显得更不可思议了。我周围这些人,身上洋溢着自信与抱负的气息,他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的和我同届,有的是前辈。我已经远离他们的生活轨迹了,他们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八个小时的残酷手术。他们的生活如同美妙的圣诞颂歌,而我却陷入了“倒带”的苦恼。维多利亚兴高采烈地拆着“礼物”:各种津贴补助、工作机会、发表文章。我本来也应该和她一样的。我的那些前辈则展现着我再也不敢去想的未来:年轻有为,拿各种大奖,升职加薪,乔迁新居。

没人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现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瘫痪病人一样,充满不确定: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继续走在人生之路上呢,能走多久?继续做一个病人,搞科研,当老师?做生物伦理学家?像艾玛说的那样,再次回到神经外科?在家当奶爸?写东西?我能够,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做医生的时候,我也略略体会到那些因为一场病改变一生的病人面对着什么,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非常希望和他们携手去探索。那么,这样的绝症,对于一个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还有什么,是比亲身体验更好的理解方法呢?但我之前根本无从知晓,这有多么艰难;我需要去跋涉、探寻与摸索多少艰难险阻。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生命旅程畅通无阻。根本没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无特点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学研究、细胞分子与无穷无尽的生存数据曲线,都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又转而求助于文学: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B.S.约翰逊的《不幸的人》,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内格尔的《心灵与宇宙》,还有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忆录。无论是谁,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寻找那些能够把死亡及其意义解释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从中开辟一条路,好为自己下个定义;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继续缓步向前。我“有幸”能亲身体验死亡,所以之前觉得不必再求助文学与学术著作,然而,现在我发现,要理解自己这种直接的体验,还需要将其放回到语言文字之中。海明威也描述过类似的经历:获得丰富的体验,然后退避三舍进行深思,接着将体验付诸文字。我也需要借助这些字字句句,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改了一下物理治疗的重点,主要集中练习恢复手术时需要的力量:长时间的站立,对小物件的精密操纵,手掌向内翻转放置椎弓根钉。

接着我又去做了一次CT,肿瘤略微缩小了一点。艾玛和我一起看片子,她说:“我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但我想说,今天我在你之前见的那个病人,吃特罗凯已经七年了,还没出什么问题。当然距离你的癌症稳定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看你现在的样子,说能活十年也不算疯话。你可能活不到那么长,但也不是天方夜谭。”

终于做了预测了,不,不是预测,是理由,是我决定重回神经外科的理由,重回过去生活的理由。我一方面为自己可能再活十年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希望她说:“重新做回外科医生太疯狂了,做点更容易的事情吧。”我很震惊地意识到,不管怎么说,过去几个月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轻松明快的:不用去承受身为神经外科医生那种重若千钧的责任。我竟然隐隐地希望有人能给我个台阶,让我顺着走下去,不再重拾这沉重的负担。神经外科真的很辛苦,就算我不回去,也没人会指责我。(总有人问这是不是一种使命召唤,我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你不能把神经外科看作一份工作,因为,如果是工作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有几个教授非常不赞成我回去的想法:“你难道不该花点时间陪陪家人?”(“难道不该吗?”我也扪心自问。我做出重返工作的决定,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露西和我才去爬过山,整个硅谷尽收眼底,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地标,很多建筑上的名字都标示着上一代的生物医学和技术革新,我要是想去,随便哪一家都可以。然而,最终,想重握外科钻的渴望变得过于强烈,不容忽视。道德义务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责任的引力又将我拉回手术室。露西也表示全力支持。

我给课程主管打了电话,说我准备好了,要回去了。他非常激动。维多利亚也和我促膝长谈,讨论如何让我重新融入团队,迅速适应工作。我要求随时给我配一个后备的住院医生,以防万一。另外,我一天只能处理一个病例。等病人出了手术室,我就不管了,也不会值班。我们需要保守前进,一步一步来。手术安排出来了,我被派去做一个颞叶切除术,这是我最喜欢的手术之一。一般来说,癫痫是海马异常放电引起的,而海马就在颞叶的深处。切除海马,癫痫就治愈了。但这项手术还是很复杂的,需要手法轻柔地将海马体从脑膜上切除。覆盖着大脑的透明脑膜非常脆弱,就在脑干附近。

手术前一晚,我熟读各种手术教科书,复习解剖图和手术步骤。我睡得很不安稳,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头颅的角度,锯子锯开颅骨的情景,切除颞叶之后反射在骨膜上的灯光。我起了床,穿上衬衫,打好领带。(几个月前我把所有的刷手衣都还了,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了。)我来到医院,十八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换上那身熟悉的蓝色衣服。我和病人聊了聊,确定没什么最后的问题了,就开始手术的准备。病人插了管,主治医生和我也消好毒,准备开始了。我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耳朵上方的皮肤,慢慢地进行每一步,努力确保毫无遗漏,不犯任何错误。我一边进行电凝止血,一边继续切到骨头的部位,然后钩起皮瓣。一切都感觉很熟悉,肌肉记忆并未消退。我拿起钻子,在颅骨上钻了三个洞。主治医生在旁边喷水,给钻子降温。我又换了开颅器,也就是从侧面切割的钻头,把几个洞连了起来,钻开一大片头骨。“咔嗒”一声,我把头骨撬开,银闪闪的硬脑膜就出现在眼前。值得高兴的是,我没有犯很多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钻子没有伤到这片区域。我拿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硬脑膜,也没有伤到大脑。接连的成功让我放松下来,我略微在硬脑膜上缝了几针,把它勒起来,免得进行主要步骤的时候碍事。大脑在轻轻地跳动,发着微光。巨大的脑静脉纵贯颞叶顶部,这情景原始而质朴。我熟悉的大脑啊,一个沟壑纵横的桃子,正在召唤着我。

突然,我视力的余光有些模糊,只好放下工具,从手术台旁后退。眼前的黑暗逐渐扩大,蚕食着我的视力,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占据了全身。

“抱歉,先生,”我对主治医生说,“我有点晕,可能需要躺下。我的助理住院医生杰克会完成这台手术。”

杰克很快就赶来了,我离开了手术室,到休息室喝了点橙汁,躺在沙发上。二十分钟后,感觉好些了。“神经心源性晕厥。”我低声自言自语。自主神经系统突然引发短暂的心律不齐。说得通俗点,就是神经出了毛病。这是菜鸟才会出的问题。和我想象中重返手术室的情景可不一样。我走到更衣室,把脏了的刷手衣扔进脏衣篮,穿上便服。离开的时候,我抓了一摞干净的刷手衣,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

的确是这样。所有病例感觉都很熟悉,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越来越平稳顺畅了。第三天,我给一个病人的脊椎做退变椎间盘移除手术。盯着那凸出的椎间盘,我记不起之前到底是怎么做的了。负责监督我的同事建议用咬骨钳一点一点地来处理。

“嗯,我知道一般的方法,”我含糊地说,“但还有别的办法……”

我用咬骨钳一点点弄了二十分钟,一边在脑子里寻找之前学过的更为优雅从容的方法。进行到下一节脊椎时,我在电光石火间想起来了。

“剥离器!”我大声说,“骨锤。超薄咬骨钳。”

三十秒内,整个退变椎间盘就被移除了。

“这就是我的办法。”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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