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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至死方休 (第3/5页)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力量继续回升,操作手术的流畅性与技巧也渐渐重回巅峰。我的双手重新熟练起来,能够操纵和调整那些只有几微米细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伤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经的灵活。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

不过我还是有意识地限制自己。只做手术。相关的行政文件、病人看护,以及晚上和周末的病例,都交给维多利亚和其他资深高级住院医生。反正,那些技巧我已经烂熟于心了,只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精确的手术就算圆满了。每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都感到极度疲乏,身体肌肉火辣辣的,就像要燃烧起来,它们在慢慢恢复力量。但事实上,我却丝毫不觉得快乐。曾经在手术中获得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不知所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冰冰的专注,要去克服不断袭来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每天晚上回到家,我会赶紧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后上床,在露西身边躺下。她也恢复了全职工作,而且已经怀孕了,还没满三个月,宝宝的预产期是六月,刚好我也将在那时结束住院生涯。移植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囊胚照了张相片。(“她的细胞膜长得像你。”我对露西说。)此时此刻的我,仍然想让自己的生活重回原来的轨道。

诊断出癌症后的六个月,再次照片子,病情稳定。我又开始找工作了。既然癌症没有再扩散,我也许还能活好几年。那么,我为之辛勤奋斗多年的事业,经历了病痛的阻碍之后,似乎又重回到咫尺之遥的地方。我几乎都能听到嘹亮的胜利号角了。

接着,我去见艾玛,谈论宏观意义上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走向。我说起亨利·亚当斯,他曾比较过内燃机带来的科学力量,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带来的力量。现在,关于我的科学问题算是暂时尘埃落定,关于我存在的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不过,这两种问题都是医生所关心的。最近我听说斯坦福那个外科兼科研的职位,就是那个我几乎已经被内定为“法定继承人”的职位,在我病假期间已经找到人了。我很崩溃,也跟艾玛倾诉了。

“嗯,”她说,“这件事情还真是挺折磨人的。你肯定已经深切体会到个中滋味了。我很遗憾。”

“嗯,我觉得科研给我的兴奋点是,能花个十几二十年去做项目。现在那么长的时间我是不敢想了,所以也就不那么迫切想当科学家了。”我想安慰自己,“短短几年,也做不成什么。”

“说得对。只要记住,你做得很好。你又开始工作了。你就要有孩子了。你在寻找自己的价值。这可不容易。”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过去也是住院医生,我的好朋友——在走廊里叫住我。

“嘿,”她说,“系里开会,都在讨论拿你怎么办。”

“拿我怎么办,为什么?”

“我觉得有些教授很担心你毕业的问题。”

住院医生毕业有两个条件:一是达到一系列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要求,这我已经做到了;二就是系里的批准。

“怎么了?”我说,“不是我骄傲,我也算很好的外科医生了,比得上——”

“我知道。我觉得他们只是想看到你完全承担起住院总医生的责任。那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说句真心话。”

我意识到她这话的确真心:过去几个月里,我的表现仅仅称得上是一个“外科技师”。我拿癌症当借口,没有履行对病人的全部职责。话说回来,癌症也真是个好借口啊,妈的。但现在我已经渐渐早出晚归,又开始看顾病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之外,还加班四个小时。我再次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了。头两天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无时无刻不在忍着波涛汹涌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撑不住的时候找张没人的病床就睡了。但是,到了第三天,尽管身体还是不行,我却又开始享受工作了。与病人重新亲密接触,让我又找回这份工作的意义。手术与看顾的间隙和查房之前,我会记得吃止吐药和非类固醇的抗炎药。的确很痛苦,但我又完全回归了。我不再去找没人的病床,而是在初级住院医生的沙发上休息,指导他们看顾我的病人;一边忍受背部痉挛,一边给他们讲课。身体上的折磨越多,完成工作的乐趣就越大。第一周结束后,我整整睡了四十个小时。

但我已经是那个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的人了。

“嘿,老大,”我说,“我刚刚在看明天的病例。第一个病例预备从大脑两半球之间动手术。但我觉得经过颅顶骨从皮质入刀会安全很多,也容易很多。”

“是吗?”主治医生说,“我看看片子啊……嗯,你说得对。你能改一下方案吗?”

第二天:“嗨,先生,我是保罗。刚刚在重症监护室见了F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觉得明天应该给他做个融合手术。我现在预约可以吗?您什么时候有空?”

手术室里,我也重新变得雷厉风行:

“护士,呼一下S医生好吗?他进来之前我这儿就可以结束了。”

“我打电话了。他说你肯定不可能做完。”

主治医生是跑着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刷手消毒后,他透过显微镜看着手术的地方。

“我稍微切了个锐角,避开静脉窦,”我说,“但是整个肿瘤都切除了。”

“你避开了静脉窦?”

“是的,先生。”

“你整个一次切除的?”

“是的,先生,就在台子上摆着呢,您可以看看。”

“看上去不错,真的很不错。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快的。不好意思,我没能早点到。”

“没关系。”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

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着来的。刚诊断出来的时候,我对死亡已经做足了准备。我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接受现实,有种万事俱备的笃定感。接着我开始消沉,因为我毕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项相关数据,说明我也许可以再活十二个月,或者一百二十个月。本来,这种大病是应该让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东西仍然一样,但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约见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接着,在某个时刻,我又开始讨价还价,嗯,其实也不算讨价还价吧。我心里默默地说:“上帝啊,我读了《约伯记》,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这是测试我信仰的方式,那你应该已经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熏牛肉三明治上留点那种辣芥末也能测试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地给我来个‘核爆炸’吧,真的……”讨价还价之后,怒气就一阵阵涌上心头:“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努力奋斗,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现在,可能我终于来到“否认”这个阶段了。也许是完全的否认。也许在缺乏任何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自己能活很久。可能这是前进的唯一办法。

现在,查出癌症九个月了,我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毕业。我的身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东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诺、非类固醇抗炎药和止吐剂的用量。我开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恶性肿瘤纤维化引起的。我告诉自己,只需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结束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顺利从住院医生毕业,安心做个相比之下更平静、更轻松的教授。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我心: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供我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灵活,根据我的健康情况而定;终身教授职位;对露西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园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板。“我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你和你的肿瘤医生应该也很亲密。”部门主管对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在那边的治疗,我们就帮你来回飞。不过我们这儿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愿意的话就去看看。我还能不能再做点什么,让这个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玛说过的话。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继续外科医生的事业,如今却已经成功重返手术台,这个转变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有点宗教层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还一直记挂着我的这个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为医生时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她做到了:审视灵魂,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责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经抵达了很多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制高点,立志不仅要做个神经外科医生,还要做个神经系统科学家。这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能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当晚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我给你看个东西。”他说。我们下了车,站在医院门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己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让生活恢复到癌症之前的轨迹,否认癌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响。然而,现在的我,不管多么希望感觉到胜利的喜悦,还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一开始丢掉斯坦福那个教授职位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个实验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计划。现在,我觉得这安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后来他认识到,神经科学还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满足他在了解心灵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负,于是丢开显微镜,另起炉灶。我的感觉跟他可能有点像。通过研究来创造神经外科的变革就像一个长期的赌局,因为我的病,这个赌局几乎没有了胜算;我所剩的筹码不多,不想押在实验室里了。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现在,我那些属于外科医生的骄傲自负实在毫无用处。我的确是本着对病人尽职尽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但说穿了这就是暂时的责任,是转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

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终于,我明白,必须要去创造新的自我了。

大斋节的第三个星期日,明澈通透的春日清晨,我们夫妻俩和我的父母一起去了教堂。他们俩从亚利桑那飞来过周末。我们一起坐在长长的木凳子上,妈妈和坐在旁边的一家人攀谈起来,先是对那位母亲说,她小女儿的眼睛真好看,接着迅速聊起格局更大的话题。她充分展示了一个倾听者、好闺密和联结者的高超能力。牧师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偷笑起来。这段《圣经》文字中,沮丧的耶稣说了一些隐喻,而使徒们非要去做一些字面的解释: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这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正是这样的文字,很明显地讽刺了对《圣经》进行拘于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行为,也让我对基督教长期的疏离之后得以回归。大学以后,我对上帝和耶稣的概念逐渐变得贫乏(这个词算是用得比较委婉了)。当时我一头扎进坚不可摧的无神论。对抗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教义在实际运用中的失败。启蒙的理性当然更说得通,更能解释身边的种种;“奥卡姆剃刀理论”当然也将信众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没有证据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信仰上帝并不合理。

我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祷告和阅读《圣经》是每晚的仪式。尽管如此,我和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相信现实的物质概念,拥有终极的科学世界观,遇事会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不去考虑那些陈旧的概念,什么灵魂啊,上帝啊,穿着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之类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去建立这样一种认知框架。然而,最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这些核心的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提供启示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宽泛(毕竟,奥卡姆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而不是无神论)。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于“上帝不在”的天启。唯一名副其实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创造世界的愿景之上。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

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终回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宽恕。因为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人叹服。《圣经》里,正义和仁慈,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都存在一种拉锯。《新约》说,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相信,耶稣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传递的主要信息也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许这样解释反而更为恰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善的概念,但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大概这才是《新约》想要传递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对“善”的认识和《圣经·利未记》中一样严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样生活。真的不可能,疯子才会那样。

当然,关于上帝,我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观点,但人类生命的基本现实,本来就是极度反对盲目决定论的。另外,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认为天启论在认知领域拥有任何权威。我们都是讲求理性的人,天启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与我们对话,我们也会认为那是幻觉。

那么,我会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学者,应该做什么呢?

放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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