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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至死方休 (第4/5页)

几乎就要放弃了。

朝着终极真理挣扎向前,但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但证实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终极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处,播种者与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欢,正如礼拜天的《圣经》布道的最后。因为,终极真理之中,有句话说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去收获你并未付出努力的东西;辛苦劳作都是别人的,你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我跳下CT台。这已经是重返外科的第七个月了。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CT,这之后我将完成住院生涯,成为一个父亲,我的葬礼也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想看看吗,医生?”扫描人员问我。

“现在不看,”我说,“今天我还有很多工作。”

已经下午六点了,我必须去查房、探视病人,做明天的手术室安排,看看各种扫描片子,向别人口述我的临床笔记,查查病人术后的情况……很多事等着做。晚上八点左右,我在神经外科的办公室坐下,旁边就是放射照片观测台。我打开来,看着第二天要做手术的病人的扫描片,是两个比较简单的脊椎病例。最终,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片子出现在屏幕上,我不断缩放着,仿佛孩子在随意翻看画册,把新的片子和上次照的对比。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原来的那些肿瘤还是一个样。啊,等等。

我滑动滚轮,再看了一下今天的片子。

一个新的肿瘤出现了,有点大,填满了我的右肺中叶。看上去竟有点像一轮几乎照亮了整个地平线的满月。再回去看原来照的片子,我能辨认出这个肿瘤非常微弱的迹象,原来只是幽灵一般的预兆,现在则完全变成了现实。

我既不愤怒,也不恐惧。本来就是如此。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事实,就像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我开车回家,告诉了露西。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和艾玛的见面要等到下周一。露西和我坐在客厅,各自打开笔记本电脑,列出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活检、体检、化疗。这次的治疗肯定更艰难、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为渺茫。我又想起艾略特写过的诗句:“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也许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永远,我都无法再重返神经外科了。但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可以等到周一再来考虑。今天是星期四,我已经做好了明天手术室的安排;我决定,要去当最后一天的住院医生。

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分,我在医院门口下了车,深深吸了口气,闻着桉树的气味。好像还有什么气味……是松树吗?以前都没注意到呢。我把住院医生们集合到一起,准备上午的各项工作。我们先回顾了前一晚发生的事情,入院的病人,新的扫描片子,然后去查房,之后还开了“M&M”会,也就是定期召开的关于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会议,神经外科医生们会聚集到一起,检讨一段时间内犯的错误和做得不好的病例。开完会,我又跟病人R先生多待了几分钟。他得了一种罕见病,叫格斯特曼综合征。我切除他脑内的肿瘤后,R先生开始显露出一系列行为缺陷:读写能力缺失,说不出每根手指的具体名字,不会算数,分不清左右。这种事我之前只碰到过一次,还是八年前做医学生,刚刚进入神经外科实习时跟过的一个病例。和那个病人一样,R先生也是精神愉快,情绪高昂,我怀疑这会不会也是症状之一,只是从来没人当作症状描述出来而已。不过R先生正在好转:他的语言能力几乎已经恢复正常,算数能力也只是有一点点偏差。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上午很快过去了。我刷手消毒,准备做最后一次手术。突然间,我感觉到这个时刻意义重大。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刷手了?也许真的走到头了。我看着肥皂水顺着手臂流下来,然后流回水槽里。我走进手术室,穿好手术衣,给病人盖上无菌布,专门扯了扯四个角,确保没有褶皱。我希望这台手术完美无缺。我割开他背部下方的皮肤。这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脊椎退化,压迫神经根,造成严重的疼痛。我拨开脂肪,筋膜出现,感觉到凸起的椎骨。我割开筋膜,又顺利地割开肌肉,直到眼前的伤口中只剩下闪着亮光的宽阔椎骨,干净纯粹,不沾一丝血迹。主治医生进来了,我正在切除椎骨后面的椎板,那里有增生,再加上下面的韧带,一起压迫着神经。

“看着挺好,”主治医生说,“如果你想去今天的会,我找同事进来接手做完。”我的背痛又开始了。我之前怎么不再吃点消炎药呢?不过,这台手术应该很快了,我快做完了。

“不用,”我说,“我想把这台手术做完。”

主治医生也刷手消毒进来了,我们一起切除了增生。他开始拨弄韧带,下面是硬膜,里面有脊髓液和神经根。这一步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硬膜上弄个洞。我负责处理另一侧。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的手术用具旁边有一抹蓝色——硬膜开始破裂了。

“小心!”我说。此时他手上的器具已经夹到硬膜了。清澈的脊髓液开始填满伤口。一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漏液的情况。修补这个漏洞又需要一个小时。

“把刀头拿出来,”我说,“漏液了。”

等我们修补完这个漏洞,把压迫神经的软组织切除之后,我的双肩火辣辣地痛。主治医生脱掉手术衣,向我道歉又道谢,离开了,留下我收尾。一层层组织整齐地合到一起。我又开始用尼龙线一针一针缝合皮肤。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会选择缝合器,但我一直觉得尼龙线的感染率比较低。这个病人,这“最后一役”,要按我的想法来做。皮肤完美地缝合,没有拉扯褶皱,仿佛这台手术从未发生过。

很好,这样很好。

我们掀开病人身上的无菌布,一个以前没合作过的手术助理护士问我:“这周末你值班吗,医生?”

“不。”也许永远都不值班了。

“今天还有手术吗?”

“没有了。”也许永远都没有了。

“啊,那好。那就是大团圆结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你也是吧,医生?”

“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大团圆。”

我坐在电脑旁边输入一些术后指令,护士们进行着清理工作,麻醉师开始唤醒病人。我一直半开玩笑地威胁说,如果是我主刀的手术,就不许听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打鸡血”的流行音乐,只能听巴萨诺瓦舞曲。我播放了巴萨诺瓦风格的经典专辑《不老的传说》,萨克斯柔和而又铿锵的演奏响彻整个手术室。

过了一会儿,我出了手术室,收拾好七年来用的所有东西——一些为通宵工作准备的备用衣服、牙刷、几条肥皂、手机充电器、零食、我的头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经外科的书,诸如此类。

我转念一想,又把书留下了。它们在这儿,应该更能发挥作用吧。

走向停车场的路上,一个同事走过来想问我什么事,但他的呼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挥挥手,转身往医院里面跑。“晚点再找你!”他回头朝我喊了一声。我坐在车里,热泪盈眶,转动钥匙,慢慢开到路上。回到家,我走进家门,挂好我的白大褂,摘下我的名牌,接着取出呼机的电池,脱下手术衣,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再晚点的时候,我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告诉她周一我没法去上班了,可能永远都不能去了,所以就做不了手术室的安排了。

“嗯,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这一天来了。”她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星期一,露西和我一起去见了艾玛。她肯定了我们列出的计划:支气管镜活检,针对性地寻找突变,实在不行只有化疗。但我去见她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得到一些引领和指导。我告诉她,已经在神经外科那边请假了。

“好,”她说,“没事。嗯,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别回神经外科了。但别单纯因为你病了就不干了。和一个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这一路上的确有些颠簸,但你还是可以维持现有生活轨道的。对你来说,神经外科的工作很重要。”

我再一次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变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李尔王》中的葛罗斯特伯爵埋怨过,说人类的命运之于神明,正如“苍蝇之于顽童”。然而那部作品主要的戏剧冲突,还是来源于李尔王的虚荣与专制。从启蒙运动开始,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就是个人。但现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这是个更古老的世界,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俄狄浦斯和他的父母都逃脱不了命运的股掌;他们只能通过神谕与预言,通过那些既定的占卜,才能接触到掌控他们命运的力量。我来找艾玛,不是想要治疗方案。我读的资料已经够多了,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医学手段我已经了然于心。我想要的,是眼前这个“神谕家”充满智慧的安慰。

“这不是结束。”她说。这种说辞她恐怕已经用过成千上万遍了。想想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跟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吗?反正面对那些想寻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这么说。“甚至都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这仅仅是开始的结束。”

我居然感觉好些了。

活检后一个星期,护理师艾丽克西斯打电话给我通报情况。没有可以采取针对性治疗的突变,这样化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已经安排好周一开始。我问具体用什么化疗药物,她说这个问题必须跟艾玛谈。艾玛正和孩子一起在太浩湖玩,不过周末会抽空给我个电话。

第二天是星期六,艾玛的电话来了。我问她对化疗用药有什么想法。

“嗯,”她说,“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加阿瓦斯丁吧,”我说,“我知道最近有研究说这个药没有好处,副作用还比较严重,有的抗癌中心逐渐弃用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研究而已,之前那么多数据都证明是有用的,我比较倾向于还是要用。如果我反应不好,再弃用也不迟。你觉得这样行吗?”

“嗯,没什么问题。后期加的话还要过保险公司那一关,比较难。所以前期就使用比较好。”

“谢谢你打电话来。我就不耽误你享受湖边的美景了。”

“好的,但我还要再多说一句,”她略有迟疑,“很高兴咱们可以一起制订你的医疗计划,因为你是个医生,你什么都懂,而且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让我单独来做你的医生了,我也是很乐意的。”

我还从来没想过,可以不负责自己的医疗计划。我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医。我还记得医学生时期的我,刚刚开始进入医学实践,对什么都懵懂无知,经常会让病人解释他们自己的病症和治疗手段,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蓝色脚趾的症状,这个粉色的药片是干什么的。但正式成为医生之后,我从未要求病人自己做决定,我对他们有责任。我意识到,自己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心中那个作为医生的自我在对那个作为病人的自我负责。也许我真的被哪个希腊的天神诅咒了,但放弃对自己病情的控制仿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负责任了。

化疗开始的周一,露西、我母亲和我一起去了输液中心。我安好一个静脉注射的针头,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好,开始漫长的等待。化疗的混合药物需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全部输完。整个过程中,我要么打盹,要么读书,有时候又百无聊赖地看着身边的露西和妈妈,偶尔聊两句,打破沉默。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健康和精神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头发已经秃了,有的发型还很不错,有的形容憔悴,有的活泼爽朗,有的不修边幅,有的衣冠楚楚。不过所有人都静静地躺着,任凭注射管里那些毒副作用剧烈的药物慢慢输入伸展的手臂。我每三周来接受一次治疗。

第二天我就有反应了。非常强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无力。本来特别能唤起愉悦感的进食,对我来说就像喝海水一样折磨。突然间,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变咸了。露西给我做了贝果面包加奶油奶酪做早餐,吃起来就像盐碱地里那种经常被动物舔舐的盐块。我只吃了两口就放到一边。看书也让我筋疲力尽。本来答应了要为两本重要的神经外科教科书写个几章,阐述我和V的研究是否有临床治疗的潜力,现在也被搁置了。一整天,我都只能靠看电视和强制进食来打发时光。几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等恢复常态的时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疗的时间了。

就这么循环往复着。我因为一些轻微的并发症在医院进进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神经外科认为我无论从国家标准还是地方标准来说,都已经符合毕业的条件。毕业典礼安排在一个周六,露西预产期的前两周左右。

那一天来了。我站在卧室里,为毕业典礼穿衣打扮,这毕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间,强烈的恶心感气势汹汹地袭来。感觉不像化疗引起的通常的恶心。那种恶心一般像潮水一样涌来,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却。我开始不断呕吐出绿色的胆汁,那种粉笔一样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这是内脏深处涌上来的。

说到底,我还是去不成毕业典礼了。

我需要马上静脉注射,防止脱水。于是露西开车带我去了急救中心,开始复水过程。呕吐变成了腹泻。急救处的住院医生布兰德和我友好地交流了一会儿,我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医疗史,历数了所有的用药。最后我们讨论了分子疗法取得的进步,特别是我在用的特罗凯这种药。眼前的医疗计划很简单:一直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保持我不脱水,直到我状态恢复,可以正常用嘴喝水。那天晚上,我住进了医院病房。但护士在看我的用药单时,我注意到上面没有特罗凯。我请她打电话给住院医生,改正这个疏忽。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毕竟我同时在吃十几种药呢。随时随地滴水不漏是很难的。

午夜过去很久,布兰德出现了。

“听说你对自己用的药有疑问?”他问道。

“是啊,”我说,“没有开特罗凯。你补开一下,不介意吧?”

“我决定不让你再服特罗凯了。”

“为什么啊?”

“你的肝酶太高,不能再吃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的肝酶已经高了好几个月了。如果这是个问题,之前为什么没讨论过呢?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搞错了。

“艾玛,就是我的肿瘤医生,你的上司,也看过这些指标了。她想让我继续吃。”

如果例行公事,住院医生做出治疗决策都是不用主治医生从旁指导的。不过现在我向他转述了艾玛的意见,他肯定会让步吧。

“但这个可能就是你胃肠道问题的原因。”

我更摸不着头脑了。一般来说,转述了主治医生的命令,就不会再讨论下去了。“我已经吃了一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特罗凯突然引起的,不是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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