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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至死方休 (第5/5页)

“有可能。”

我的困惑升级成了愤怒。这孩子,才从医学院毕业两年,和我的助理住院医生一般年纪,居然跟我叫板?嗯,如果他是对的,那就另当别论,但他现在说的这些毫无道理啊。“呃,今天下午我是不是提过,不吃那个药的话,我的骨转移癌就会很活跃,引起剧痛?我不是想小题大做,以前练拳击的时候我也骨折过,但现在痛得比那时候厉害多了。从一到十打分的话,现在是十分痛。我很有可能很快就会痛得忍不住尖叫起来。”

“嗯,考虑到这个药的半衰期,估计还要等个一天左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得出来,在布兰德眼里,我不是个病人,是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任务栏前面的方框里画个勾。

“听我说,”他继续道,“如果你不是你,这场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会直接给你停药,然后让你自己来证明,病症都是这个药造成的。”

怎么回事?下午我们不是相谈甚欢的吗?我回想起医学院时期遇到的一个病人,她说自己去医生那儿看病,都会穿最贵的袜子。这样等她换上病号服,不穿鞋的时候,医生也能看到她的袜子,知道她是个体面人,会以很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她。(啊,原来问题在这里——我穿的是医院发的袜子,这么多年了一直占着这个小便宜!)

“不管怎么说,特罗凯是特殊的药,需要专科训练医生或者主治医生的意见。你真的想让我大半夜的为这事叫醒别人吗?不能等到早上再说?”

原来如此。

如果他要完成对我的义务,就需要在“待办事项”上加上一条:给上司打电话,难为情地暴露自己的错误。他又在值夜班。住院医生培训的规定迫使很多培训项目都设置了轮班工作制。轮来轮去地,有些人也就变成了“滑轮”,巧妙地利用制度去推卸责任。如果他再拖延个几小时,我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这药我一般是凌晨五点吃的,”我说,“我们俩应该都明白,‘等到早上再说’的意思是等到早上查房完再说,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到下午了,对吧?”

“好吧,好吧。”他说着走出了病房。

到了早上,我发现他还是没开药。

艾玛打了个电话来问好,说她会解决特罗凯的问题。她祝我早日康复,很抱歉整个星期都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腹泻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输液防止脱水,但补水速度跟不上脱水速度。我的肾功能开始衰竭。接下来做检查时,我的血清钠浓度已经快达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来了一大堆专家抢救我:重症护理人员、肾病专科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传染病专家、神经外科医生、一般肿瘤科医生、胸腔肿瘤科医生、耳鼻喉科专家。怀孕三十八周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边,还偷偷搬进了我原来的值班室,离重症监护室就几步路的距离,这样她晚上好随时来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对病情发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听到大家嘈杂的声音,众说纷纭的意见。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WICOS”(Who Is the Captain of the Ship,谁是船长)问题:到底谁掌舵,谁说了算?肾病专家不同意重症医生的意见;重症医生和内分泌专家起争执;内分泌专家和肿瘤医生意见相左;肿瘤医生和肠胃病学家争论不休。我感觉到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所以在偶尔清醒的时间,会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细节打出来,并且在露西的帮助下,努力引导所有的医生,不要偏离事实,进行准确的解读。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依稀听到父亲和露西跟每个医生团队讨论我的病情。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应该以静脉点滴为主,一直到化疗的影响消失。但每个团队的专家必须去挖掘属于他们专业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检查,主张自己赞成的疗法。不过有的看上去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很欠考虑。各种采样检查都做了,约了很多扫描照片,开了很多药。我开始搞不清治疗的进展,时间概念也模糊起来。我要求他们向我解释这些治疗计划,但听着听着对方的声音就渐渐变得沉闷飘散,常常是医生说着说着,我就眼前一黑,几乎都听不全。我万分盼望艾玛在场掌控着一切。

突然间,她就出现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

“你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说,“但你别担心,你的病情在好转。很多指标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听说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医生们保持着联系。

“你之前不是说,你可以单纯地做个医生,我可以单纯地做个病人?”我说,“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更好。我一直在读科学和文学读物,想为自己找个比较正确的观点,可是没找到。”

“我觉得你光靠看书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终于有了艾玛这个掌舵人,为一派混乱的会诊注入了一丝平静。我脑中忽然涌现出艾略特的诗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

我靠在病床上,闭上双眼。黑暗再次袭来,意识渐渐模糊,我终于放松了。

露西的预产期到了,却没有阵痛反应。我也终于被安排出院了。自从诊断出癌症之后,我体重下降了四十多磅,仅过去一个星期就下降了十五磅。我现在的体重大概就是八年级时的体重,但头发相比那时稀疏了不少,基本上都是在过去一个月掉的。我从间歇性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头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但身体却油尽灯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头挺胸就让我劳累至极。要使出双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书?根本不可能。

露西和我,我们的双亲都来家里帮忙了。我出院后两天,露西经历了第一次宫缩。她待在家里。我妈妈开车送我去见艾玛,进行出院后的追踪看诊。

“心情不好吗?”艾玛问。

“好啊。”

“你心情应该不好的。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

“嗯,好吧,是不太好。整体来说我心情是挺不好的。但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我已经做好准备,继续做物理治疗,开始康复过程。我之前也做过,所以肯定驾轻就熟的,对吧?”

“你看了上次照的片子吗?”她问道。

“没有。我已经不看了。”

“片子看着还不错,”她说,“病情比较稳定,肿瘤甚至有轻微缩小。”

我们聊了未来的一些流程。继续化疗,直到我身体稍微强壮一些。以我目前的状态,那些试验性治疗不会接收我,也不可能进行其他治疗,至少得等我身体恢复一点力量。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又需要她变成那个“神谕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听取鸟语,还是观察星图;不管是探测突变基因,还是研究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艾玛,”我说,“接下来怎么办?”

“强壮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癌症复发的话……我是说,这个可能性……”我犹豫了。一期治疗(特罗凯)失败了。二期治疗(化疗)差点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能活着接受三期治疗的话,还有点希望。除此之外,还有试验性治疗,这是个广阔的未知领域。我情不自禁地将各种疑问和盘托出:“呃,重返外科的可能性,甚至是重新走路的可能性,还有——”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她终于说出来了,但语气根本没有“神谕家”的权威,一点也不自信笃定。相反,这句话像一句恳求,令我想起那个只会说数字的病人。与其说她在告知我,不如说是在恳求我。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面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见完艾玛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妈妈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往医院去了。露西要生了。(“一定要早点要上腰麻。”我对她说。露西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爸爸用轮椅推我去了医院,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产房里支了一张简易床,我在上面躺下,盖了保暖袋和毯子,这样我骨瘦如柴的身体才不至于冷得发抖。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目睹了露西和护士一起经历生产的过程。随着宫缩渐渐加剧,护士一直在报数让露西使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露西转身,微笑着看我。“还以为我在打比赛呢!”她说。

我躺在小床上,用微笑回应她,看着她起伏的孕肚。露西和女儿的生活中,将会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现在这个份儿上,那就尽量陪伴吧。

午夜之后,护士把我叫醒。“快了。”她低语道。她抱起毯子,扶着我坐在露西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产科医生已经来了,和我年纪差不多。宝宝的头露出来了。她看着我:“有件事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女儿的头发和你一模一样,”她说,“而且很浓密呢。”我点点头,握住露西的手,和她一起经历这生产的最后时刻。接着,她最后使了把劲,七月四日凌晨两点十一分,她呱呱坠地,伊丽莎白·阿卡迪亚,昵称卡迪,我们几个月前就把名字想好了。

“能让她贴贴你的皮肤吗,爸爸?”护士问我。

“不,我太——太凉了,”我上牙和下牙直打架,“但我很想抱抱她。”

她们用毯子把她裹好,递给我。我一只手臂感受着这新生命的重量,另一只手与露西十指紧扣,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我体内的癌细胞在慢慢消亡,但也有可能重新生长。展望无限广阔的未来,我看到的不是寂静无人的空荡荒原,而是更简单纯粹的东西:一页我将继续书写的白纸。

然而,家中却充满了色彩与活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迪像朵小花般慢慢绽放:第一次抓握,第一个微笑,第一声大笑。她的儿科医生定期用图表记录她的成长,在那些表明她逐渐长大的指标前画勾。她周身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她坐在我膝上微笑,沉浸在我不成调的哼唱中,整个家似乎都被炽热的光照亮了。

时间对于如今的我,就像一把“双刃剑”:每天,我都从上次复发中恢复一些,但又距离下次复发更近一些,当然,也离死亡更近一些。也许那一天比我估计的要晚,但肯定比我希望的早。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大概会做出两种反应。最明显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行动的冲动,“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颐,去把握那些曾经忽略的梦想。然而,癌症的一个残酷之处,就是这种病不仅限制了你的时间,还限制了你的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你一天里能做的事情,就像一只疲惫的兔子在赛跑。不过,即便我有这个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只乌龟,深思熟虑,稳步踏实地向前。有些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坚持而已。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一天天过得千篇一律,时间似乎也静止了。英语中,“time”这个词的意思多种多样:“现在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我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对于现在的我,与其说时间是时钟的嘀嗒作响,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疲惫成为稳定的常态,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做医生的时候,在手术室全神贯注地治疗病人,对指针的走动也许的确没有感觉和概念,但从没觉得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变得毫无意义,每一天整体来看也好不到哪儿去。医学院的培训非常残酷无情,完全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直都给人未知的满足。你会一直思考,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然而,现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已经去世,也许没有。也许恢复了健康。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时间去思考未来似乎没什么用处,只要想想午饭吃什么就好了。

说话时的措辞也变得混乱起来。怎么说才对呢?“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曾经是一个外科医生”?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日子的反射。那我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态之中?我是不是已经过完了现在时态,进入了过去完成时?将来时态似乎一片空白,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几个月前,我在斯坦福参加了第十五次大学同学会,站在场地边,喝着一杯威士忌,看着一轮粉红的夕阳一点一点沉到地平线后面。老朋友们依依惜别,向我承诺:“第二十五次同学会还是会见到你的!”——如果我回一个“呃……可能见不到了”,那就显得太不礼貌了。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昵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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