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公民义务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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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立是孤星混凝土公司建设的企业小镇<a id="jzyy_1_199" href="#jz_1_199"><sup>(1)</sup></a>。由于混凝土厂的粉尘太多,这里的街道、房屋和汽车都变成灰色的了。在无风的日子里,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粉尘团,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因此而取消镇上的橄榄球训练。康克立中学建在山丘上,俯瞰着小镇,斜坡上铺着混凝土,避免山体滑坡。我刚到那儿上学时,学校刚建成不久,混凝土斜坡却已经开始破损滑落,露出有夹层的细铁丝网。
山谷周围的孩子都来这所学校上课。他们的父母是农民、服务员、伐木工人、建筑工人、卡车司机或流动工人。大多数男孩都会去做兼职,他们工作并非为了攒钱,而是为了养车和养女朋友。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毕业就结婚了,辍学去找了全职工作。有些人参加陆军部队或海军陆战队——从来没有人加入海军战队。有些人则成了小罪犯。康克立中学的男孩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上大学的料。
学校里有的老师很不错,大多数是年长的妇女,她们不在乎是否会因为背诵诗歌或在描述凡尔登战役时哭泣而被嘲笑。但这类老师并不多。
米切尔先生给我们上公民教育课。他曾担任过陆军部队的非官方征兵人员。就像他喜欢吹嘘的那样,“二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区”服役,而且真的杀过人。有时候,他会把从尸体上拿走的各种东西展示给我们看,不仅有奖章和刺刀——这些在任何当铺都能购买到——还有德语写的信以及夹有家人照片的钱包。每当我们想分散米切尔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忘了收集我们还没写的论文时,我们就会询问他当年是怎么杀人的。米切尔先生会蹲伏在桌子后面,往外张望,随后滚到教室中间,跳起来大喊“嗒—嗒—嗒”。
米切尔先生上课时非常依赖视听辅助工具。有些电影我们都看过好多遍了,比如战争纪录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制作的警示片,后者讲述了中学生是如何被骗加入美国安妮镇的有关基层组织的。在我们的期末考试中,米切尔先生问道,“你最喜欢的一项修正案是什么?”我们早有准备,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携带武器的权利”——除了一个女孩回答“言论自由”。由于她太过放肆,这个问题她得了零分,整场考试她也没能及格。她辩称,从逻辑上而言,并不能判定她答错了。米切尔先生怒气冲冲地命她滚出教室。她去找校长告状,但无济于事。班上的大多数孩子都认为她自作聪明,我也这么觉得。
米切尔先生还教体育。他创设了学校的拳击课程,他每年都会组织一场男性集会,数百人花大价钱来观看我们这些男孩是如何把对手打得“灵魂出窍”的。
霍利汉小姐给我们上演说课。她采用了几年前的演说理论,该理论主张“往下捞”词语,而不仅仅是说出来,仿佛这些完美的措辞表达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肚子里了,只等着像鳟鱼一样从蓄水池中被捞出来。我们应该让词语“逸出来”,而不是仅仅动动嘴唇。这很难掌握。霍利汉小姐坚信一步一个脚印,因此我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根据她独创的合唱形式,哼着《海华沙之歌》<a id="jzyy_1_201" href="#jz_1_201"><sup>(2)</sup></a>。她非常喜欢这首诗,春季还带我们去弗农山参加演说比赛。比赛在露天场地举行,我们正围坐成大圆圈高声朗诵着,突然下起雨来了。我们都穿着印第安服装,它是用装洋葱的粗麻布袋制成的。麻布袋湿了之后,就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大家都闻到那股臭味了。但霍利汉小姐不肯让我们中断朗诵。她绕着圆圈走来走去,悄声说道:“往下捞,往下捞。”最终,我们因超时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霍斯菲斯·格里利教手工技能课。每次上新生入门课,他都要表演将五十磅的铁块砸到脚上。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也是为了炫耀他的钢面鞋——鞋面是用钢筋做的。他认为我们都应该穿钢面鞋。我们在商店里买不到这种鞋,但可以托他帮忙订购。在我来到康克立的第二年时,一个鲁莽的新生试图接住朝着霍斯菲斯鞋面坠落的铁块,结果把手指压伤了。
一开始我总跟家里人说我成绩很好。其实我在骗他们——从奇努克乘坐公交车上学的途中,我拿别人的作业来抄,我从一个又一个班级门前走过,利用在走廊上的时间复习考试内容。第一次阶段考后,我懒得再这么做了。我彻底不学了。于是,我的成绩等级从A变成了C,但家里没人知道我的成绩下滑了。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成绩报告卡居然都是用铅笔写的,我自己手里就有一些铅笔。
我只需要去上上课,有时候我连课都不去上了。我和一些臭名昭著的康克立老油条混在一起,他们发现我是个从未喝醉过的小男孩,对我十分感兴趣,所以愿意带我一块儿玩。对此我很感激。我想要变得与众不同,但我搞不懂怎样才能受人敬仰。如果不能成为体面的公民,我就去当草莽英雄。
每天早晨,我们都在学校后面的浅谷里抽烟,等到钟声响起,我们就往山下走去,穿过蕨丛(蕨类植物太高了,我们就好像在其中游泳似的)走到路边查克·博尔格停车的地方。
查克的父亲不仅在范霍恩附近开了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店,还同时担任五旬节教会的牧师。查克喝酒的时候,就会自说自话地讲起黑暗宗教这类东西。他满面愁容,放荡不羁,但态度却很温和,甚至展现出了手足情谊,起码把我当兄弟看待。因此我感觉他比别人更好相处些。我相信他是有底线的人。别的人就不一定了。有个人进过监狱,先是因为偷了链锯,后来是因为绑架了猫。这人是个傻大个儿,为人古怪。大家都叫他疯子,他也任人这么叫着,就像享受假期那样。
当疯子抓走那只猫时,查克也在一旁。他们站在康克立药房外面,猫向他们走来,开始往他们腿上蹭。疯子拎起那只猫,打算揍它一顿,但当他看见猫颈圈上的名字时,突然计上心来。这只猫是一个寡妇的,她的亡夫在镇上有家汽车经销店。疯子认为她肯定很有钱,便决定勒索她一把。他用公用电话打给寡妇,告诉她猫在他手里,要拿二十美元去赎,否则他就杀了它。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把猫举到话筒旁,拽了拽猫的尾巴,但猫一声不吭。最后,疯子将话筒拿回来靠在自己嘴边,学道:“喵,喵。”然后他让寡妇拿上钱,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他碰头。查克想劝他别去,但疯子骂他傻。结果寡妇没出现,其他人倒是在那里候着他。
接下来介绍杰里·霍夫。霍夫挺帅的,就是爱噘着嘴,迷迷糊糊的。女孩子都喜欢他,殊不知,遇到这种人是倒了大霉。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强壮有力,爱慕虚荣。他的虚荣心就像他那浮夸的蓬帕杜发型<a id="jzyy_1_204" href="#jz_1_204"><sup>(3)</sup></a>。他是个恶霸。他会在卫生间里闲逛,嘲笑其他男孩,踩着他们的白鹿皮鞋,抓住他们的脚踝,将他们头朝下吊在抽水马桶上。恶霸通常欺软怕硬,但霍夫是个例外。他谁都欺负,甚至敢骑在那些打过他的人的头上。
阿奇·库克也跟我们混在一起。阿奇待人随和,头脑简单,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大喊大笑。他的脸瘦长,两颊平平。查克告诉我,阿奇很小的时候被汽车碾过。这可能是真的。霍夫曾经对他说:“阿奇,如果那个家伙在往后倒车前去看撞到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不会被弄成这样。”阿奇是霍夫的堂兄。
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挤进查克那辆1953年的雪佛兰里,到处乱开,找找看可以抽走哪辆车的汽油。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将那辆车里的十几升油倒入查克的油箱中,整个上午都沿着消防车道往山上飙车,一般要花半天时间。午餐时间前后,我们常常开回康克立,去拜访阿奇的姐姐维罗妮卡。以前在康克立读中学时,她和诺玛是同班同学。她的鼻子还像以前一样小巧玲珑,眼睛也依然又大又蓝,只是不像从前当选返校节<a id="jzyy_1_205" href="#jz_1_205"><sup>(4)</sup></a>“皇后”那么耀眼了,由于酗酒,她的脸上长满斑点,皮肤也变得松弛了。维罗妮卡嫁给了一个锯木工,他在埃弗里特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家。她有两个胖乎乎的女儿,总是穿着内裤在乱糟糟的屋子里跑来跑去,哭闹着寻求母亲关注,她们还会吃薯片,经济优惠装的薯片袋几乎和她们一样大。维罗妮卡超喜欢查克。如果查克兴致索然,她就会穿着短裤和高跟鞋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到他腿上,让他心情好起来。
我们整个下午都泡在这屋子里,要么玩纸牌,要么阅读维罗妮卡的推理杂志。有时候我想和这两个小女孩一块玩玩游戏,但她们老是闷闷不乐的,没办法假装或想象任何东西。三点钟的时候,我走回康克立中学,搭公交车回家。
查克他们认识很多像维罗妮卡这样的妇女,也结识了那些即将变得和维罗妮卡一样的女孩。他们试图撮合我和一两个女孩子,但我总是临阵脱逃。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想要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令她们失望。她们都是单身,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生怯意。我不喜欢这种肮脏、赤裸裸的关系,何况还是跟一个陌生人。我希望和我爱的女孩在一起。
这是天方夜谭,因为我爱的女孩从来都不知道我爱她。我不愿跟她表白,担心她会觉得这种情感很可笑,甚至带有侮辱性。她的名字叫瑞亚·克拉克。在我刚读高一的时候,瑞亚从北卡罗来纳州搬到了康克立,接着读高三。她有着及腰的亚麻色长发和娴静的淡棕色眼睛,金色的皮肤就像蜂蜜一样闪闪发光。她的嘴唇饱满,显得有些诱人。她穿着紧身裙,走路时臀部一扭一扭的,让人看得分明,她那淡雅的毛衣紧贴身体,袖子卷到手肘处,露出奶白色的内臂,美得令人心醉。
瑞亚来到康克立后,我在体育馆举办的一次派对上邀她共舞。她点点头,跟着我到了场上。这是一曲慢舞。当我转过来与她面对面时,她真诚而热烈地投入了我的怀抱,从没有女孩对我这么做过。她紧紧地贴着我,我感觉快要融化了。她配合着我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双腿紧靠着我,脸颊紧贴着我,手指轻轻拂过我脖子后面。我知道她并不认识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新来的女孩易犯的错误。但我觉得自己趁机占点便宜也没什么错。我们认识得正是时候,彼此坦诚相对,这个年纪还没遇到什么挫折。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都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派对。”
她声音低沉嘶哑。我都能在胸口感觉到它。
“诺维尔的那些大男孩玩的那才叫派对呢,”她说,“我可没骗人。”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抱着她,和她一起跳舞,呼吸着她的头发的气息。我只拥有了她三分钟,然后就永远失去了她。那晚接下来的时间里,大男孩们都在陪她跳舞,我没有勇气再上前约她。大约一周后,她与篮球运动员劳埃德·斯莱在一起了,他有一辆酷炫的车。就连我们在大厅擦肩而过时,她都没认出我来。
我给她写了一封辞藻浮夸的长信,但后来又撕掉了。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想象着命运会怎样使她落到我的股掌之间,这样我就能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让她爱上我。在大多数想象中,劳埃德·斯莱要么死了,要么危重难治。
如果——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同龄的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会变成一个花花公子。
查克他们运气还算不错,总算把我灌醉了。虽然我不会喝酒,但他们非常有耐心,一再尝试,等待时机成熟。事情终于在篮球比赛的时候出现了转机,这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早些时候下了点雨,空气湿漉漉的。学校的窗户是敞开的,我们站在山谷里,还能听到啦啦队队员们调动看台上观众的情绪,而球员们则在进行上篮训练。
他们最怕碰到哪支球队?
康——克立!康——克立!
他们无法击败哪支球队?
康——克立!康——克立!
霍夫递过来一罐混有伏特加的夏威夷饮料。他管这个叫“猩猩之血”。我觉得喝这个可能会反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闷了一口。酒慢慢到了肚子里。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味道的,喝上去和夏威夷饮料很像。我又喝了一口。
我和查克一起待在学校顶楼。他看着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沃尔夫,”他叫道,“杰克·沃尔夫。”
“哟。”
“沃尔夫,你的牙齿太大了。”
“我知道。我知道。”
“狼人<a id="jzyy_1_208" href="#jz_1_208"><sup>(5)</sup></a>。”
“哟,咯咯笑<a id="jzyy_2_208" href="#jz_2_208"><sup>(6)</sup></a>。”
他举起了双手,手在流血。“别撞到树,杰克。好吗?”
我说我不会的。
“别撞到树。”
我仰面朝天躺着,而霍夫跪在我身上,抽打我的脸颊。他说:“说话啊,”我应道:“嗨,霍夫。”大家都笑了。霍夫的蓬帕杜发型没弄好,长长的发丝垂到了脸上。我笑着说:“嗨,霍夫。”
我踩着树的枝干走,就快走到山谷边上的混凝土斜坡了。他们都抬头看着我,大喊大叫。这群傻瓜,我的平衡感可是很好的。我在枝干上一边蹦跳,一边拍手。然后我把手插到了口袋里,沿着枝干漫步,直到枝干断裂了。
我没有感觉到自己跌落在地,但我听到风从自己身旁呼啸而过。我双手仍插在口袋里,滚向了山坡侧面,像木头一样滚来滚去,在陡峭的坡段上越滚越快。由于下方的泥土被冲走了,混凝土地面出现了断层。我从边上飞出,在空中旋转着,重重地摔在地上,顺着蕨丛往坡下滚动,撞到岩石和倒下的树木就弹跳起来,蕨丛发出沙沙的响声,然后我就撞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冷不丁地停了下来。
我四仰八叉地躺着,无法动弹,无法呼吸。我感觉自己被掏空,提不上来气,身体没办法根据大脑发送的信号做出反应。黑暗从我的眼底浮现出来。我正在失去知觉,然后我就真的昏过去了。
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还是四脚朝天。我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答。我躺在一大片蕨丛中,厥叶上的雨滴闪闪发亮。我上方的厥叶围成了斜格图案。呼喊我的声音离得越来越近,但我依然默不作声。躺在这里挺开心的。周围的灌木丛中有动静传来,我听见他们一遍遍地喊我的名字。我咬住脸颊内侧,以免笑出声暴露自己的位置,最后他们走掉了。
我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主干道,搭便车回家。我的衣服弄湿了,破破烂烂的,不过除了背部有点痛,我并没有受伤,只是在地上躺了一晚,骨头有些嘎吱作响。
我进门时,德怀特正坐在餐桌旁。他上上下下打量我,然后说道——声音很轻,他知道这次抓我个现行了——“昨晚你去哪儿了?”
我答道:“我喝醉了,跌下了悬崖。”
他自顾自地笑了,我就知道他会这样。他给我上了一课,教我醉酒后怎么办,而母亲穿着浴袍,站在洗手池那边,静静地听我们对话。德怀特放过我之后,她就跟着我走过大厅。她在我房间门口停住了,双臂交叉,等着我看她。她终于开口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的确不光彩,但那天晚上我过得很开心,听着他们到处找我,听着他们喊我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找不到我。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喜滋滋地躺在那好地方。透过上方的蕨叶,我看到了浓黑天空中的月晕。冰凉的水珠顺着蕨叶滑落到我脸上。我只能隐约听到山上那场比赛的声音、啦啦队的加油声和看台上的跺脚声。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听着。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能找到我,陪伴我的只有比赛所带来的轻微兴奋感和一些声音,那些声音喊着康克立、康克立、康克立。
我和哥哥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离开盐湖城之后,我跟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在康克立中学的第二年秋天,他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还寄了件普林斯顿运动衫过来。我走到哪儿都穿着那件运动衫,搭便车的时候,遇到陌生的司机,我就说自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要回家探亲。我甚至还剪了个“普林斯顿”发型——头顶平平,两边长发往后梳。
我决定到普林斯顿去。母亲忙着为杰克逊参议员和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竞选出力。德怀特称肯尼迪为“教皇候选人”和“罗马参议员”。他不喜欢肯尼迪,可能是因为肯尼迪对母亲影响太大了,母亲为肯尼迪的远大前程激动不已,甚至还有点爱上他了。她总是出门,德怀特也就更加随意使唤我。他并没有真的打我,只是总威胁说他随时会动手。我讨厌和他单独待在家里。
我想着搭便车去普林斯顿,然后找杰弗里帮我打点一切。我没有钱付路费。为了搞点钱,我打算伪造一张支票。那段时间里,我被银行的天真无知惊到了,他们居然就那么放心地把支票簿留在客服台上。人们从街上随便走进银行,写下自己想要的钱数,然后就腰包鼓鼓地走出去了。我完全可以拿一些空白支票,回来再填写。我绝不能在奇努克或康克立兑现支票,别人会认出我用假名字的,但如果在别的小镇,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兑现支票了。
我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的成员,我们的年会将在贝灵汉举行。那天下午,我与其他成员一起开车过去,到了之后我就与他们握手告别。我先去了一家银行。进银行之前,我戴上了母亲给我买的角质框架眼镜,当时买来是为了让我能看清学校黑板上的字。戴上眼镜之后,我就变得斯斯文文的,就是有些显老。我穿过银行,走到一张桌子旁,从便利支票簿上撕下一张支票。我排队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打了个响指,转身走掉。
在公共图书馆主馆,我成功拿到了托马斯·芬顿的借阅证。之所以选择“托马斯·芬顿”这个名字,是因为暑假期间我曾与叫这个名字的男孩共同担任营地辅导员。他是来自波特兰的老鹰童子军,是个说话很温柔的运动员,身材健壮,和那些来营地探望弟弟的女孩处得很好。我们一起教游泳,但后来我被降职到了射箭场,在那儿我没有好好教课,而是为年轻人组织比赛,每场比赛收参赛费25美分,我差点因此丢掉了工作。
图书馆就像银行一样容易糊弄。我只需要把名字和住址报给图书管理员就行,住址是我从电话簿中随便抄来的。我等待的时候,她就把借阅证打印出来了。
我在大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仔细观察商店和柜员。我在寻找值得信赖的人。我在商业区角落的一家药店<a id="jzyy_1_213" href="#jz_1_213"><sup>(7)</sup></a>里找到了她,就沿着这条街走,在“瑞典水手之家”前方不远。我来来回回走了几分钟,透过药店橱窗观察她。接着我就走了进去,站在杂志货架旁边,假装看书,紧张不安地把小旅行包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她满头白发,但面部光滑,像年轻女孩一样诚恳直率。这是一张忠厚老实、可爱亲切的面庞。她戴着半月形眼镜,一边望着顾客,一边用收银机计算购物总额。算完后,她与他们寒暄起来,大部分时候她都是倾听者,但偶尔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她的笑声柔和悦耳。她让商店变得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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