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公民义务 (第2/5页)

我拿起几份《星期六晚报》和《读者文摘》，在货架过道里寻找其他成人用品。我拿了些“老香料”须后水、镀铜指甲刀、梳子和一包烟斗丝。当我走近收银台时，她笑眯眯地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棒，”我说，“棒极了。”

她算了算总金额，问我是否还需要别的东西。

“我想这些就够了。”我答道。我把手伸到右后兜里，皱了皱眉。我继续皱着眉头，拍了拍其他口袋。“谁能想到呢，”我说，“我好像把钱包落家里了。该死！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我准备将商品放回货架，她说不必，让我不要担心，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向她道了谢，转身要走，又折了回来。“我可以给你一张支票，”我说，“你们这里收支票吗？”

“当然收了。”

“太好了。”我拿出从银行取来的支票，放在柜台上。“可以的话，我就写五十美元。”

她犹豫了一下：“五十美元应该可以。”

她看着我填写支票。我看过德怀特写这个，知道些小窍门，比如在金额这一栏要写上“五十美元整”。我用花体字签了字，把支票递给她。

她研究了一下。我在一旁等待，耐心地微笑着。她开口了，但声音不知怎的好像变了。“托马斯，”她说，“你带身份证了吗？”

“当然。”我应道，再次把手伸进后裤兜。然后我停了下来。“该死的钱包，”我说，“我的东西都在那里边。我不确定，也许我带了别的东西可以证明一下。”我翻遍所有口袋，假装松了一口气，拿出了借阅证。“找到了，”我说，“这样就搞定了。”

她认真研究了借阅证，就像刚才研究支票那样。“你住在哪儿呢，托马斯？”

“什么？”

她透过眼镜看着我。“你家地址是哪里？”

我完全忘记了借阅证上写的住址。我站在那儿，傻傻地眨了眨眼，然后靠在柜台上，从她指间抽出证件，说道：“就写在这里呀。”我读了遍地址，将证件递回给她。

她点点头，看着我。她仰起头，大喊道：“阿尔伯特，你能来一下吗？”

一位矮小瘦弱的老人穿着白色夹克，从处方柜台那边慢慢走下过道。她递给他支票和借阅证。她盯着他，刻意地说：“阿尔伯特，这位年轻人给了我们这张支票。请收好。”他先是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好的，”他说，“我会保管好的。”他走下过道。我跟着他走，但她说：“他马上就会回来的，托马斯。请在这里等会儿。”

她把我购买的东西放进袋子里，我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我手头通常不会带那么多现金。”她终于开口说道。

我朝商店后面瞅了瞅。我没看见那个老头。

“那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啦，托马斯？”

“大概六个月吧。”我说。

“目前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呀？”

“挺好的。我是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就好。我也喜欢，这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好。”

然后我就看到她颤抖起来，快要哭出声的样子，我就知道她背叛了我。我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处方台，说道：“那啥，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待会儿再过来。”

我开始走下过道。她喊道：“等一等，托马斯。”我走到门口时，转过头看了看，发现她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一路跟着我。“等一等。”她说道，用眼神挽留我，她眼里流露出和刚才的声音一样的——悲伤。我打开门，走到街上，速度飞快。我走过了几家商店，又听到她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托马斯！”我加快了脚步。她紧跟不舍，一直喊着我的名字。我转过头看了看。她跑起来了，动作缓慢而笨拙，但的确是在奔跑。我用手肘夹住小旅行包，猛地跑起来。我们俩在街上跑着，大约相距6米，慢慢变成了7米。我没有跑很快，只是步子迈得很大。“托马斯！”她喊道，“托马斯，等一等！”每次她喊我，我都会感觉自己被这关切备至的声音拉了回去。我觉得她看透我了，看透了我的愚蠢和苦恼，只想抓住我，帮我走上正轨。

人行道上很拥挤。如果周围的男男女女认为有必要拦住我，肯定就会这么做的。她只要大喊一声：“小偷！”我就会被当场围攻。他们一定以为这只是家庭私事。他们肯定和我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听到一位母亲想要靠近她的孩子。

我在街区尽头转了个弯，这下她就跟丢了。我之前攒的力气似乎全在此刻爆发了出来。我冲到下一个街角，拐过去，跑过半个街区后再拐弯，穿过一条小巷。直到那时，我才敢放慢脚步向后看。她不可能跟上我的，我只是确认一下。她不在后面。我把她甩掉了。我以为自己把她彻底甩掉了，但其实不是。

小巷的尽头是条街道，街对面是家小餐馆。街道正在整修中。路上没有汽车，只有几个行人。我歇了一会儿，喘了口气，然后穿过街走向了餐馆。餐馆里几乎没人。我进来时，收银员咕哝了一声，头都没抬，继续写着记账簿。我往后走，把自己锁在男卫生间里。

我靠在门上。我就这么站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汗水流到了我的眼睛里，灼得生疼，衬衫也湿透了。我的喉咙很痛。我把头凑到水龙头下，让水流进嘴里。接着我脱掉上衣，用纸巾擦身子。擦干之后，我脱下裤子，将它与衬衫和眼镜一起塞入小旅行包。我拿出了自己的童子军制服，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摊开穿上。我用湿纸巾擦了擦鞋子，站直审视了一下自己。我穿戴十分整齐，围巾系好了，皮带卡扣对准了皮带头，帽子戴正了，两条肩带自然垂下。一条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授予的肩带，它亮白色的背景上有个红色箭头，另一条是功绩徽章肩带，充分证明了我的实力。那年夏天，我在营地里无所事事，疯了一般地收集徽章。我现在是一名“生命级童子军”，只要再得到一个功绩徽章，我就能升级为“老鹰级童子军”。这徽章叫作“国家公民义务”。我已经满足了许多项要求，包括参加陪审团依法办事，但德怀特不肯帮我递交申请书。他不愿多做解释，只是说我还不够格。我们俩为此争执不休。

我背上小旅行包，离开了餐馆。

从刚才逃离药店到现在返回药店，才过去了不到十五分钟。一辆空警车停在药店外面，警灯闪烁着。我镇定自若地看着正前方，走过药店，走到举办年会的那家酒店。

距离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但大厅里已经挤满了戴着荣誉协会肩带的童子军，他们四处打量别人。我把小旅行包寄存起来，向其他部队的熟人问好。其中一位负责摆放椅子。他请我帮他一起弄，完成这项工作后，他又让我和其他几个男孩在门口站着，迎接来宾。我们仨心有灵犀。当人群开始鱼贯而入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如何机智应对了。与来宾谈笑之间，我已核对好受邀名单，第二个男孩在胸牌上写下宾客的姓名，第三个男孩则陪同客人走到对应的餐桌。

然后我就发现她排在一对老夫妻的后面。我抬起头，看见她正盯着我。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所幸最终站稳了。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核对过这对老夫妻的名字，说了些善意的俏皮话，逗得他们发笑。

接着我转向了她，露出热情的笑容，问道：“您叫什么名字，太太？”她走到桌前，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双手拿着钱包。她像之前在药店里一样穿着白色毛衣和格子裙。最初的震惊过后，我就不再慌手慌脚了。我知道她不是尾随我到这儿来的。很显然，她儿子也是童子军，很显然，这男孩也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的。她看了看我的胸牌，上下打量着我，当她确定自己搞错了，确定那不可能是我的时候，她的脸重新舒展开来，表情安详。她也对我笑着，告诉我她的名字。我从名单上看到她两个儿子都是荣誉协会的成员。她已经开始寻找他们了，环顾四周，往嘈杂的大厅里瞅着。她拿起自己的胸牌，用手臂挽着门口的男孩，走进了宴会厅。

哥哥给我寄过他写的一篇小说《一团头发、一块骨头》。故事中，一名美国人因杀害妓女而被监禁在意大利。他父亲很有钱，但这个年轻人拒绝向他求助。他与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彻底脱离了社会，甚至都不愿表达他对杀死女孩的悔意。其实他很愧疚——当时他喝醉了——但他对这个社会太过鄙夷，说什么也不肯求饶。这篇小说描述的监狱生活细节十分真实，比如厕所每隔几分钟就会自动冲洗，而且囚犯们还会用锡杯敲打牢房。

我觉得这小说写得真好。我无法像杰弗里一样大胆地写作。我给他寄去我自己写的一篇小说，讲述了两匹狼在育空地区搏斗至死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写的那篇更好，还考虑过将他的小说当成作业提交给英语老师。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干了，要不然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杰弗里回信说，他喜欢我写的故事，希望我再给他寄些。这封信情真意切，还带来了新消息。这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了。他希望毕业后能搬到欧洲去写小说。但也有可能去土耳其教书。普林斯顿待他很好，他写道，等我选择大学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普林斯顿。

杰弗里还随信附上了父亲的寄语。他和妻子离婚了。他已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并在康瓦尔宇航公司找了份工作，这么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去上班。事实上，杰弗里写道，他们一直都过得很坎坷。等见到我时，他会告诉我更多实情，他希望在他出国前我们能见上面。咱们已经太久没见面了，他写道。

杰弗里想见我，这是显而易见的。多年来，我总想和他见上一面，但在此之前，即便我早已制订好与他会合的计划，我也不敢确定他是否想见我。在大多数方面，我们都不了解对方。但他是我的兄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他来说似乎也很重要。他信里的口吻不再装得高雅客气，而是变得简朴友善。我随身带着这些信件，兴高采烈地阅读它们。

一天下午，我和珀尔正吃着我弄的热狗时，德怀特进了厨房。他注意到垃圾桶里有一罐法国芥末，把它捞了起来。“谁把这个扔掉的？”他问。

我告诉他我扔的。

“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

“因为它已经空了。”

“因为它已经空了？你觉得这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吗？”

他把罐子凑到我的脸旁。罐子的颈部和底部凹槽中残留着一些芥末酱。

珀尔说：“在我看来，这就是空的。”

“我没问你。”德怀特对她说。

“好吧，但它的确是空的呀。”她说。

我说我也觉得罐子是空的。

“再看一次。”他说道，并将罐口对准我的眼睛。我往后闪，他就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推回罐子前面：“你觉得这是空的吗？”

我没回答。

“爸爸。”珀尔叫道。

他又问了我一遍罐子看起来是不是空的。我的眼睛被熏得发疼，只好回答“不，它看上去还没空”。他把我放开了。“弄干净。”他说。他把罐子递给我。我拿刀在芥末罐里刮擦，他就在边上看着。过了一会儿，他坐到了桌子对面。里面有些条痕真的很难弄，尤其是在颈口那块，刀子根本没法够到。德怀特变得不耐烦了。他说：“如果这种小事儿你都做不好，就别指望成为一名工程师了。”

早在斯基珀提到他要去上工学院的时候，我就违心地宣告了同样的雄心壮志，附和他那严肃的计划，希望能增加印象分。说多了就好像变成了真的。我对工程专业的细节既没有钻研的兴趣，也没有学习的天赋，但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我也挺喜欢这个词的发音。

我尽可能地把芥末都搞出来。餐盘边上多了一块棕黄色斑点。

“好了，”德怀特说，“你看看——这罐子之前是空的吗？”